张旭 　　字伯高，吴郡人，世称张长史，生卒年月不详。 　　他得书法得之于“二王”而又能独创新意。他的楷书端正谨严。规矩至极，黄山谷誉为“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若说他的楷书是继承多于创造，那么他的草书则是书法上了不起的创新与发展了。韩愈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故旭之书，变动如鬼神，不可端睨。”杜甫在《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他能把书法艺术升华到，用抽象的点线去表现书法家思想情感高度的艺术境界。在书法艺术中，他的字貌似怪而不怪，关键在于点画用笔完全符合传统规矩。可以说，他是用传统技法表现自己的个性，而在书法上成了有创造力的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书法家。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 [详细...]

李白(公元701－762) 　　李白，字太白，号清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东)，隋末其先人流寓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李白即出生于此。虽然李白的书名为诗名所掩，但是在历代书史专著里仍然有着记载。宋黄山谷曾经评说：“ 李白在开元，天宝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清人周星莲《临池管见》也说太白书“新鲜秀活，呼吸清淑，摆脱尘凡，飘飘乎有仙气。” 可见作为唐代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书法作品中也充满着浪漫主义的写意情调。 书法作品 上阳台帖： 　　《上阳台帖》墨迹，李白书。行草书，5行，24字，有款，款署“太白”二字。帖前隔水上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l [详细...]

八）帖学大行的宋代书法 　　北周衰微之际，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自立为帝，建立赵宋王朝。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分裂混乱局面至此结束，国家复归统一。从公元960 年至 1279年，三百多年间，书法发展比较缓慢。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禁中，厘为十卷，这就是《淳化阁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所以宋初的书法，是宗“二王”的。此后《绛帖》、《潭帖》等，多从《淳化阁帖》翻刻。这种辗转传刻的帖，与原迹差别就会越后越大。所以同是宗王从帖，宋人远逊唐人。所以一些评家以为帖学大行，书道就衰微了。这是宋代书法不景气的原因之一。其次如米芾《书史》所指出的“趋时贵书”也造成了宋代书法每况愈下。 [详细...]

根据所能查阅的资料，最早使用“后现代”一词的是西医作家德·奥尼斯（De Onis ），1934年，他在《西医和西医语美洲诗选》一书中，用“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o）描述现代主义内部发生的逆动。随后，1938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也使用了“后现代”一词，用以描述1875年以来的历史轮回。1942年，达德莱·费兹（D.Fitts）在《当代拉美诗选》中再次使用“后现代主义”一词。到了50年代，“后现代主义”一词在西方出现的频率增多，如抒情诗人和散文家查尔斯·奥尔森在其文章中经常使用这个词，但未作明确的界定。进入60年代，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正式开始，美国诗人兰 [详细...]

五、观念艺术——后现代探索 如果说，波普艺术是后现代美术的征兆，那么，观念艺术就进入了后现代主义的征和。当然，更应该看到，波普艺术和观念艺术是联结在一起的，它们并不能截然分开。 所谓观念艺术，亦称概念艺术，是一种主要强调思想、观念的艺术。在西方，观念艺术还有别的名称，如理想或思想艺术、思考艺术、形而上艺术、实体以外的艺术，还因为这种艺术特别强调行为和事物的过程与状态，又常常被称作状态艺术。关于观念艺术的兴起过程，美国的H·H·阿纳森、英国的N·斯坦戈斯、罗伯塔·史密斯等学者都作了分析。我国学者邵大箴也作了系统的研究。他认为波普艺术是观念艺术较近的源头。50年代波普艺术的兴起，标志着达达思潮在新形势下的复述与发展。新达达、新写实主义，在试图 [详细...]

一、“鸟”的寓言与字的复活 2007年的圣诞夜，在纽约街边小咖啡馆里，徐冰与谭盾围绕“鸟”的话题展开过一段有趣的对话。当禽流感肆虐全球、人们谈鸟变色时，谭盾创作了《鸟乐》：他找来25种不同种类的鸟，把它们挂在香港中乐团演奏现场的周围，先让乐师们聆听鸟的鸣声，然后根据现场的启发来弹奏他们手中的中国民族乐器；鸟儿们听到乐器的音响后变得更加兴奋，产生出热烈的回应。音乐家用哑语来指挥全部乐章，控制人与鸟的对话节奏与风格。在文化形态上，“鸟”是语言文字符号，具有符合规定的发音单元和字形构造；同时“鸟”还是个知识概念，甚至含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但音乐家用哑语进行指挥，其意图大约是想让人保持沉默，让中国民族乐器与鸟对话，在“零度情景&rdqu [详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几乎所有的美术工作者都认同“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方针，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来描绘工农兵，歌颂新社会。这个时代垄断了所有的艺术，包括具有久远文脉的中国画艺术。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对于中国画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以及中国画何去何从等问题，虽然引起了多种不同的主张与激烈的论争，但“中国画的实际处境并不决定于论争的进展，而是决定于不同时期的不同政策，或是不同时期对于文艺政策的不同解释。”[①] （一）论争缘起之“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有关中国画论争主要是由王逊文章引起的。1954年，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举办了第二届展览会，王逊在参观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