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书论·韩愈·送高闲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尧、舜、禹、汤治天下，养叔治射，庖丁治牛，师旷治音声，扁鹊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伦之于酒，乐之终身不厌，奚暇外慕？夫外慕徙业者，皆不造其堂，不哜其胾者也。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
　　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然吾闻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闲如通其术，则吾不能知矣。
　　 [评点]
　　韩愈对张旭的狂草创作作了完整而系统的考察，得出他是以情感为核心的表现过程的结论，从而揭示了狂草创作艺术思维模式：情感——书法，物象——情感——书法。这在当时是对狂草艺术本质一个弃旧立新、由表及里的深层探索。正是韩愈此说剔除了张旭书法中的庸俗性一面，其精神实质被大大宣扬，因此，张旭的书法在后代更受推崇。
　　韩氏站在儒家积极入世的功利主义立场上肯定了张旭的书法，并对释家的高闲书法问难。在他看来，一个“四大皆空”，一心出世的和尚不具备“利害必明”、“利欲斗进”的条件，一切归于淡泊就不可能产生激情，没有激情，任凭高闲怎样纵横挥扫，也将只有空洞的形式，而无真苦、真乐、真泪的精神内容，也就无所谓书了。这种不加掩饰的儒家功利主义的艺术观，虽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以为“入世”才有“情”、“出世”则无“情”，这就把“情感”理解得太片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