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佛教版画史综论－第 四 章 佛教版画的发展和兴盛（上）

第 一 节 五代佛教版画

　　继唐而起的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的时期。自公元九○七年至九六○年，在短短的五十三年内，我国北方黄河流域一带，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是为五代。大致与此同时，长江以南与之相对峙的先后有四川的前蜀、后蜀；江浙之间的吴、南唐、吴越；湖南的楚；福建一带的闽；湖北荆州一带的南平；广东的南汉等九个割据政权，再加上占据山西太原一带，依附于辽国的北汉，是为十国。

　　五代十国的佛教版画，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在唐奠定的坚实基础上，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无论品种和数量，都给人以更上一层楼的感觉。而且，就实物遗存来看，五代的版画艺苑，依然是佛教题材一枝独秀。

　　二、在刊刻地域上不平衡。中原地区自梁末帝龙德元年（公元九二一年），就有礼部员外郎李枢提出反佛建议，被朝廷采纳。此后抑佛、反佛事件屡有发生。公元九五五年，周世宗柴荣下令灭佛，毁佛寺三千余所，占其辖境内寺院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佛像经卷几乎全被毁弃。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五代时中原地区的佛教版画刊印几无所闻。而在河西的瓜州（亦即敦煌）、东南的吴越，则因为社会相对稳定，统治者崇信佛教，成为当时佛教版画刊刻的重要地区。

　　五代所遗佛教版画，虽然数量仍极少，但比起唐朝来还是要多一些了。下面即举其要者，略加阐述：

　　《大圣毗沙门天王像》，独幅雕版佛画，雕印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九四七年）。毗沙门天王，佛教护法神名，中国又称“多闻天王”，管辖北俱罗洲，为佛教的四大天王之一。常见的形像或手持伞，或持塔。图中的天王，由地神双手托起，顶盔贯甲，右手持长戟，左手托宝塔，身右绘手捧果盘的辨才天女，左绘一童子及一罗刹，更烘托出天王形像的威仪严整。下镌文字题：“弟子归义军节度史特进检校太傅谯郡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板”、 “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记”。刀笔有力，风格遒劲，与唐代作品相比，更见成熟。

　　《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版式与上图同，亦雕印于后晋开运四年，同为镇守敦煌的长官曹元忠刊施。图中观世音赤足踏于莲花上，飘逸的长带自双肩绕过两臂，作波浪纹垂于足下。像右题“归义军节度史检校太傅曹元忠造”，左题“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图题。图版下半部刊有雕印缘起的长题，末署“匠人雷延美”，是现存最早的一幅刊刻时间、地点、刊施人、刻工姓名一应俱全的古版画名作，也是现存最早的大型观音像版画。郑振铎先生在《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一文中，称宋时人王文沼为最早留下姓名的古代刻工，显然有误。①

　　另郑如斯、肖东发两先生撰《中国书史》，提到敦煌所出五代刻本《金刚经》，有“匠人押衙雷延美”刊记。“押衙”为职官名，若果然如此，则五代时的敦煌地区，就应已经有了由地方政府组织的刻经活动。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独幅雕版佛画，五代刻本，右边栏框内印施人姓名模糊不清，难以辨读。图中央绘刻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坐于莲台上，无数臂膀向四周辐射，成一圆形，外刻诸天菩萨数十尊，空余处用阴刻墨底烘托，黑白对比分明。据考，自唐玄宗时，才由印度僧人不空和金刚智传入密宗佛像——亦即千手千眼、形态多变的佛、菩萨形像。此图则是中国佛教版画史上第一幅千手千眼的密宗菩萨版画造型。

　　《大圣文殊师利菩萨普劝受养供持笺》，独幅雕版佛画，五代刻本。版框两栏，上栏为文殊菩萨像，下栏为楷书题记，大意是置此尊像，随分供养，以求“同归常乐”。图中菩萨骑于雄狮上，戴缨络冠，身后背光正炽，呈火焰形飞彩，足下云雾氤氲，左立一童子合掌礼拜，右立训象人挽住猛狮缰索，画面极为饱满。

　　此类图画，大都是信徒还愿时所施的供养受持笺，可以用来张贴，也可以随身携带，当时所刻绝非小数。仅自敦煌发现的，就还有《四十八愿阿弥陀佛普劝受养供持笺》、《圣观自在菩萨普施供养受持》等多幅。图版形式皆同，构图手法则一，故不再赘述。

　　《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独幅雕版佛画，五代刻本。图为长方形，观音为立像，赤足立于莲台上。身后的背光和足下的台座，刻得都很精致，图案意味极浓，看去就似一幅可以悬挂在厅堂中以便信徒供奉、膜拜的菩萨像。说明中国的古代版画艺术，从一开始就是以两种形式出现的：一是用作书籍的插图，二是离书独立的艺术品。前述的经咒、供养受持笺等，实际上也属于后者。

　　以上这些作品，皆出自敦煌。敦煌处于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又是中外闻名的佛教圣地，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北方佛教版画的刊刻中心。敦煌所出的五代所刊佛教版画，虽然不如唐咸通九年刻《金刚经》扉画细致、繁复，但其中表现出的简单、明快、劲健的风格，正是北方佛教版画的特色，恰好说明了五代时所刊佛教版画的多姿多彩。在刀刻技法的运用上，五代刊本也显得更为稳妥，体现出雕镌技法上的进步。

　　北宋景祐二年（公元一○三五年），为躲避战乱，敦煌的僧侣将大批经卷、文书、法器秘藏在莫高窟的一个复室里。一九○○年，道士王圆箓疏修流沙时，此室重见天日。此后，西方、俄国和日本的“探险家”、“考古家”、“汉学家”们，如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奥布鲁切夫和鄂登堡、日本的吉川小一郎等，先后从这里劫购了数以万计的经卷，以上介绍的佛教版画作品，有的至今还收藏在英、法、俄等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里。国宝长流域外，岂不令人扼腕。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被劫走的石室藏经中，肯定还有一些早期的佛教版画不为人所知。在这些经卷被全部整理、发表出来之前，这永远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

　　上述所言外，据《西域考古图谱》所记，五代刊刻的佛教版画，尚有《佛名经》残页，上印佛像，下有墨书佛名，佛像应为捺印。《三尊佛像》，所谓“三尊”，为佛教术语，指中尊及左右两挟侍。如“释迦三尊”，中央为释迦牟尼，左右配迦叶、阿难两尊者。民间崇信最为广泛的是“阿弥陀佛三尊”，即中央绘阿弥陀佛，左右分别为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本图所绘，即此“三尊”，这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版画“三尊”。另有捺印本《千体佛图像》等。这些作品，大抵是在一九○二至一九○六年间，由大谷光瑞率领的“考察团”在新疆吐鲁番及周边地区发现，现多收藏于东京和京都的国立博物馆和龙谷大学内。

　　今天所能看到的五代佛教版画，依然有赖于敦煌石室秘藏和考古发掘。这仍然说明，当时所刊较于今日所见，相差不知凡几，恰好说明五代佛教版画刊刻之盛。

第 二 节 吴越所刊佛教版画

　　周世宗在北方不遗余力灭佛的前后，在南方的一些割据政权内，如南唐、后蜀、吴越、闽诸国，佛教却极为兴隆。但论及佛教版画的刊刻，仅吴越一国的情况，略见之于载籍。

　　吴越（公元九○七—九七八年）占据今浙江全省及苏南一带，极盛时势力及于福州。吴越诸王，皆极隆佛教，而尤以忠懿王钱弘俶为最。钱弘俶（公元九二九—九八八年），后改名俶，字文德，吴越开国主钱镠之孙。他统治吴越三十余年，其间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境内政通人和，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或者是因立国于江南一隅，自知无力与中原争衡，因此只能自宗教中去寻求精神寄托，从而对佛、道二教，都采取虔敬有加的态度。他在位期间，共建塔八万四千座，重修西湖灵隐寺，建永明禅寺（即今杭州净慈寺），并遣使至高丽、日本求佛教文献，封天台国清寺德韶禅师为国师，重兴佛教中的天台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于佛教版画的刊施，他也是躬亲其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关于钱俶刊施佛教版画的情况，根据考古实物发现和文献记载，至少有二件事是很值得一提的：

　　一、印制《一切如来心秘密宝箧印陀罗尼经》，卷首有扉画。此经先后有数次发现，其一：一九一七年湖州天宁寺石幢象鼻内首次发现数卷，卷首扉画右侧有题记“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显德三年丙辰岁记”。吴越立国始终，一直尊中原王朝为正朔，显德为周世宗年号，显德三年即公元九五六年；其二：一九二四年杭州西湖雷锋塔倒塌，发现有黄绫包裹的《宝箧印经》，题记则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刊署时间为“乙亥八月”，已经是宋太祖开宝八年（公元九七五年）了。西关砖塔，即雷锋塔，钱妃黄氏所建。卷首扉画，所绘即为黄妃拜佛情景；其三：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在浙江绍兴城关镇物资公司工地出土金漆塔一座，内发现藏经一卷，卷首刊记“吴越国王钱俶敬造《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永充供养。”刊刻时间署乙丑，即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九六五年）。扉画亦为黄妃礼佛图，构图略有不同，镌刻远较雷锋塔所出为精。

　　比较以上三次出土，可知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佛教版画刊施，而且是在吴越政府的直接主持下进行的。从时间跨度看，至少延续了近二十年。扉页画的不同，说明所用并不仅是一块版片，而是在不断的完善和改进中。其用心之诚，用力之勤，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二、《十二面观音像》，也是在钱俶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一次佛像镂版。此图中央为主尊，绘刻十二面观音之像，左右出二十四应现之图。末署“天下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印造”，刊梓时间为北宋开宝七年（公元九七四年）。其时吴越尚未纳土于宋室，故仍应算作五代十国时期印本。据考当时用绢素印制了二万本，其穷工极丽的程度，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此图原件已不存。惟日本久原文库有照片，据称系据原图拍摄。②

　　上有所好，下亦必甚。除王室外，吴越境内寺庙、僧侣所刊佛画，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亦远逾前代。以永明延寿禅师为例，禅师俗姓王，钱塘人，是吴越国内声望最著的大德，曾奉诏主持灵隐寺，赐智觉禅师法号，灵隐由是再兴。未几，又移住永明禅寺。据《莲宗宝鉴》卷四载：“师念世间业系众生，不能解脱，惟念佛可以诱化，乃印弥陀塔十四万本，劝人礼念。”此本“遍施寰海，吴越国中念佛之兴由此始也。”③另印有《法界心图》七万本，《弥陀经》、《楞严经》、《法华经》、《观音经》等尽皆锓梓。吴越据天下胜境，名山大刹遍于国中，高僧如永明延寿者更不知凡几，佛教版画的刊施，绝不会仅此一端。但可惜的是，不仅永明延寿所印《弥陀经》等佛画未见传本，其他刊施行动也因史料失载而湮没无闻了。

第 三 节 宋代佛教版画成长、发展的

社会原因

　　公元九六○年，后周将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王朝。兹后南征北讨，削平割据群雄，国家复归一统。宋代的佛教版画刊刻，也自此进入了一个大发展、大飞跃的新阶段。究其原因，除藉国家统一之利外，尚有以下三点：

　　一、宋朝诸帝，除了那位自称“太上道君皇帝”，最后沦为臣虏，客死金国五国城的徽宗赵佶外，皆崇信佛教，提倡并推行儒、佛、道三教一义的政策，如宋真宗就明确提出：“释道二门，有补世教。”在国家的提倡和推动下，佛教发展较快，论者多认为这是自唐会昌法难和五代周世宗灭佛后，佛教在中国的全面中兴。从而为佛教经图的刊刻，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保障。

　　二、宋朝重视文治，亦重艺术，宋朝诸帝，很有几个流芳艺苑的“书画皇帝”，其中也不乏对版画颇有兴趣者。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二载，宋太宗之女献穆公主病目失明，仁宗为祈佛护佑，绘龙树菩萨像，命待诏传模，锓梓印施。以帝王之尊，为版画绘制画稿，宋太宗堪称第一人。皇家的提倡和示范，对佛教版画的发展，当然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宋代是中国书史、中国雕版印刷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不仅刻书地域遍布全国，而且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并皆兴盛，寺院刊施佛典，更是蔚然成风。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从寺院、僧侣到信众，刻印佛教经图的机构、坊肆及个人全面铺开，汇聚成一支巨大的佛教经图刊印队伍。

　　官刻机构：据《汴京遗迹》等书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九八三年），置印经院，设于汴京开元寺内，同时设有译经院，主持佛典译述。遂使新译经典与古德著述，相继锓版。

　　坊肆刻经：宋时，民间书坊刻书极为发达，北宋京师汴京，就是有名的刻书中心。靖康之变后，宋室南迁，先是以杭州为行在，后又改杭州为临安，成为南宋王朝正式的都城。自吴越钱氏诸王始，杭州书业就颇为发达，靖康之乱中，北方不少名肆及版刻艺匠，大批南下。今可考者，刊印过佛教版画的坊肆就有“西京坊王念三郎家”、“睦亲坊陈宅经籍铺”、“沈三郎经坊”、“众安桥贾官人经籍铺”等诸家，其中如王念三、沈三郎二家，都是以刊刻宗教书为主的书坊，说明民间已出现了刊施佛教经图的专门性坊肆。这对于佛教版画的刊印，当然是有利的。

　　寺院、僧侣施刊：宋时，全国僧尼人数近五十万，寺庙遍布国中，成为刊印佛教经图的重要力量，而且呈现出制度化，规模化的趋势。不少寺院、专门成立印经机构，主持佛典印施。据《宋会要·鸿胪寺条》载，北宋中期之后，儒、道皆不遗余力攻击佛教，至熙宁四年（公元一 ○七一年），遂废印经院，但全部经版，皆交由显圣院经管。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可以看作是朝廷对寺院刻书的一大支持。或者说寺院实际上取代了政府，担当起印制佛教经图的责任。显圣院所刊诸经，现仍有《大乘智印经》、《佛本行集经》等存世。

　　福州在五代十国期间，先后经闽、吴越二国统治，佛教极隆。二宋书业发达，福州寺院刻经，更是堪称全国之最。据存世遗物及史料记载，福州开元寺、东禅寺等觉禅院、南禅寺、鼓山白云峰涌泉寺等，都大量刊印佛教经图，不仅有一经之刊刻，数经之丛刻，也有《大藏经》之印行，其中多见附有版画插图的本子。其他如四川成都，福建麻沙，浙江湖州、绍兴、嘉兴、径山，以及汴梁等处的寺庵，亦大量刊行佛典。宋代佛教版画大发展，寺院的贡献是很大的。

　　僧侣以刊印佛教经图为功德，两宋时藉版刻发达之利，印施更多。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载：“日智睹靖康、建炎以来，云游江淮，见众生罹刀兵诸大苦厄，遂生哀悯，欲令解脱，……印施弥陀，观音像二万”，就是一例。这位日智和尚的愿心，与吴越永明延寿禅师之印弥陀塔十四万纸，殊无二致。刊施版画普劝众生礼佛，兼及宣传教义，已成为僧侣间递代相沿的传统，盖因其便捷利行，又易为信众所接受。另据《秘殿珠林·续编》：宋淳化中，西湖显庆寺僧省常，邀集名公巨卿结净行社，自刺指血滴于墨中，印《华严经净行品》千册施于大众；龙兴寺僧智海，广化四众，印刻《大华严经》千部等，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僧侣施刻经图，意在广结善缘，与坊肆之刻冀在取利不同，故多遴选良工，精雕细琢，纸墨等物料，亦不惜工本，有利于佛教版画在刻、印质量上的提高。

　　两宋书业中，私刻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寺院刻书，亦属私刻一种，本文为叙述方便，才将其单列之。佛门信士为结善缘，舍净财助刊或自刻佛教经图，成为大众做功德的主要形式之一。福州开元寺刊雕《崇宁万寿大藏》，总六千四百三十四卷，即为善男信女捐资。另据《径山志》卷十一载：“周祗字子介，吴江人，捐资置下院，太平寺刻藏田四十二亩。”捐助的规模，从中可见。这无疑为寺院刊施经图，提供了丰厚的财力保证。至于个人出资，施刊一经或数经，更是司空见惯的事。因史籍多所载录，本文就不再列举了。从中也反映出民间出于信仰需要，对佛教经图需求的殷切及所需数量之大。

　　在中国古版画史上，两宋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书籍附有版画的渐多，除宗教外，经史及一般日用图书、建筑、医学、画谱等类书，都出现了很好的插图本；另一方面，版画艺术的发展和普及，需要一支技艺高超的刻工队伍，对纸、墨等印刷物料的要求也更高。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佛典刊印更加重视插图，也更强调艺术上的审美价值。更何况佛教版画上承唐、五代的深厚积蓄，下借当时版刻艺苑大发展的东风，自然会呈现出更上一层楼的新局面。在两宋异彩纷呈的版画园地中，佛教版画仍处于独占鳌头的地位上，无论刊印的数量、质量，皆为其他题材版画所不及，正是历史发展和现实社会需要的必然。

　　除以上所言外，两宋皆采取偃武修文的国策，经济发展，社会相对稳定，也都是佛教经图刊印得以取得长足进步的社会原因。

第 四 节 两宋佛教版画实物遗存

　　两宋所遗佛教版画，不仅数量较多，题材丰富，形式多样，而且绘镌精良，多有佳构。以下，即按照大藏经、单刻佛典及独幅雕版佛画等三种类型分别加以叙述之。

一、《大藏经》中的插图

　　所谓“大藏经”又称“一切经”，即将自印度和西域传译的大小乘经、律、论及贤圣集传汇编而成的大型丛书。在宋代以前，大藏经都是以手抄形式撰集的。五代十国时的闽国主王审知，就曾用“泥金银万余两”书写成四部《金银字大藏》，既糜财费时，又不能大量生产。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使印制大藏经成为可能。宋代，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雕印方法刊造大藏经的王朝。

　　据《佛祖统记》卷四十三载，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九七一年），其时南方割据政权尚未完全平复，即“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板”；太平兴国四年（公元九七九年），“成都先奉太祖敕造大藏经，板成进上”。实际上在此之后，陆续仍有补雕。据《北山录》及《佛祖历代通载》等书所记，所雕经板逾十三万块，总卷数达六千六百卷。这就是北宋刊印的第一部大藏经。因其于开宝年间始雕于四川成都，故又称《开宝藏》或《蜀本大藏经》。不过，这部历时十余载始毕其功的佛典旷世奇珍，今日已无全本，就是零星散本，也仅余十余种数十卷。本图集所录《御制秘藏诠》版画，就是《开宝藏》为数不多的遗珍之一。此本于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九九六年）在四川开雕，刊成后入大藏经颁行。刊属“邵明印”。录入二图皆为山水画，两块高耸的岩石把画面分为二部分。中央水边空地上绘一老僧说法，旁立三名僧人侍立恭听，岩石外二侧房宇依稀，绿荫浓郁，远处云烟飘渺，群峰连绵，意境颇为清远，宋代僧侣的生活场景，跃然纸上。尽管看上去刀法略显滞重，构图亦稍显呆板，仍不失为上乘之作。这也是现今所能看到的、中国最古老的山水版画作品。④

　　《开宝藏》雕成后，即流布于海内外。据《佛祖统记》等书载：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东女真国、西夏以及龟兹，先后来朝乞赐大藏经，诏许之；另据《宋会要》、《宋史》、《大越史纪全书》所记，日本、朝鲜、越南亦先后来朝请大藏经，皆如愿返国。我国的佛教版画艺术，得以藉此宏传，对这些地区和国家的佛教版画雕印，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宋代的民间、寺院，亦有大藏经刊行。宋杨亿《武夷新集》卷六载宋太宗至道初年浙江婺州（今金华）开元寺刊大藏经板。此藏今不传，难尽其详。另据史载，宋福州东禅寺等觉禅院于宋神宗至徽宗时刊《崇宁万寿大藏》，亦称《福州藏》；⑤福州开元寺南宋绍兴年间刊《毗卢大藏》，现仅存散本，是否附有版画，不得而知。而南宋绍兴二年（公元一一三二年）安吉州（今浙江吴兴）思溪圆觉院刊《思圆觉大藏》，则刊有精美的扉页画。此经硕果仅存的一部原藏日本，清末杨守敬出使日本时购回，藏北京松坡图书馆，今归北京图书馆。此外，论者常提到的宋淳熙二年（公元一一七五年）安吉州资福寺刊《资福大藏》，言亦有版画。此藏雕印源流史载不详，据考与圆觉院所刊实同出一幅版片，视其为二种不同版本的大藏经，是以讹传讹了。

二、单刻佛典中的版画

　　宋代佛教版画遗存，以附于单刻佛典中的扉画、插图为最多。这类作品版式灵活，镌刻精良，构图繁复而有变化，代表了宋刊佛教版画的最高成就。

　　在宋代单刻佛典中，《妙法莲华经》是版本最多的一种。该经为后秦鸠摩罗什译。经名“妙法”，意指所说教法微妙无尚；“莲华”，则比喻经典的纯粹华美。全经共二十八品，述说佛在耆奢阇崛山与舍利弗、须菩提、摩诃迦叶等尊者说法事，是大乘教义的集大成之作，故流传较盛，且不少传本都附有“无尚”、“华美”的版刻图画。

　　《妙法莲华经》附刻的版画，就其表现的内容来看，大概可以分为二类：一是绘刻释迦牟尼佛在灵山说法情景，这也是佛教版刻插图中最为常见的内容；二是所谓“变相图”，意即描写佛经故事的图画，亦称“经变图”。《妙法莲华经》变相，是佛经“净土变相”中的一种，绘写西方净土世界繁荣、安乐、祥和；佛国世界诸佛、菩萨、罗汉、飞天伎乐等欢快愉悦的场面，亦常被取入画图，以宣传佛教“来生净土”的教义。这类版画，又可大致分为二种，一种是表现全经诸品的；另一种仅描述经中一品。后者如宋至清季最常见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版画，即是一例。此经为《妙法莲华经》二十八品中的第二十六品，宋代有上图下文本梓行，本图集已载录。

　　本书所录南宋刊，终南山释道宣述、撰序本《妙法莲华经》引首“灵山说法图”，中央宝幢下释迦牟尼正端坐讲法，诸天神、菩萨汇聚于宝幢两旁。图画下部立日宫天子、月宫天子、纪王、帝释等众，人物繁而不乱，井然有序，很好地烘托出了佛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地位。人物上部，皆在方框内书写名号，以标明其身份，这也是宋代版画最常见的手法。

　　《妙法莲华经》所绘的净土变相，凡以全经诸品为题材的，多为大型组画，即把众多的内容，通过对版面的分割，集中表现在一幅图画中。如北宋刊《妙法莲华经》引首，右半部绘释迦如来说法，左半部则绘写人间礼佛诸生相，上部绘写观世音菩萨现身于南海上，并通过流动的云霞、炽盛的佛光、繁缛的纹饰，把一个如梦如幻，如诗如画的极乐净土，和尘世众生紧密地联系起来。本图右侧边框下部刊署“建安范生刊”。在所能见到的建安佛教版画遗存中，为刊刻时间最早的一幅。再如北宋刊欧体字《妙法莲华经》，引首图绘写释迦牟尼自降生、修道、成佛、传法直至入灭的一生事迹。区区尺幅之内，再现出佛传故事波澜壮阔的画卷。在难以数计的佛教版画遗存中，这样的作品也很少见。至于镂刻之精，线条运用之驾轻就熟，圆转如意，亦堪称宋刻佛画中首屈一指的杰作。所录其他诸本《妙法莲华经》扉画，也无一不是美轮美奂的佳构。

　　《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是一部宋刊佛教版画中非常重要的作品。此本卷端题“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贾官人宅印造。”贾官人经书铺是临安颇负盛名的一家书坊，本书尚录有该坊所刻印的《妙法莲华经》扉页画，刊署“凌璋刁”，刁既为雕，绘刻亦精美。

　　《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的版式为上图下文，图置版面上方。绘写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指引下，依次参礼五十三位善知识，修菩萨道法门的故事。图版内容上下连接，循序渐进，是一部诗画合璧的佛教版刻连环画，也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大型佛教版画组画。

　　宋刊《慈悲道场忏法》，亦为上图下文式佛教版画。此本于民国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释范成在西安开元寺佛龛后面的尘土堆中发现，版面上部刻佛像，下印文字，周遭皆云纹花饰，形式与敦煌所出捺印本《千佛名经》相类。此外，本书所收录的《减三灾真言经》残卷，《金光明经》引首等，也都是宋刊佛教版画中的珍品。

　　另据《赖山阳先生题跋》卷下《跋宋板阿弥陀经》，提到此经“图亦不滥恶，云、物、鸟、兽色色皆有意趣。佛面目雄壮无雌气，款乌镇莫俊图、弟伦刊，盖兄画弟刊也。”莫俊兄弟，当也是宋代很少留下姓名的佛教版画家和刻工了。

三、宋刊独幅雕板佛画

　　独幅佛画的雕印，因更适用于信徒供养或随身携带，历来都受到佛画刊刻者的青睐。唐刻经咒图，五代刊菩萨像，永明延寿禅师刊弥陀塔等，皆为此类。宋代的独幅佛画雕印，相比于前代，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传及今世的，仅有屈指可数的数幅可言。

　　一九五四年，在日本东京清凉寺释迦瑞像中，发现了北宋雍熙年间（公元九八四—九八七年）雕印的《弥勒佛像》、《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灵山说法图》四幅作品。前三幅作品风格一致，规制相同，应皆是悬挂于佛堂，供信士、僧侣供养之用。图版线条流畅柔和，佛、菩萨形像庄严曼妙，颇有唐人佛画遗风。其中《弥勒佛像》一幅，左上角题“越州僧知礼雕”。越州即浙江绍兴，知礼为天台名僧；右上角题“待诏高文进绘”。高文进，五代著名画家高从遇之子。《宋朝名画评》称其“太宗时翰林待诏，工画道释，师曹、吴，笔力快健，施色鲜润，……为世所服，画学者咸宗之”。但高文进的作品，仅有此图赖版刻得以流传今世，其他则皆亡佚了。画坛大师为版画创绘画稿而流芳版刻艺苑者，文进为第一人，这对于提高佛教版画在画坛上的地位，是很有帮助的。

　　周芜先生在《中国古代版画百图》一书中考及此数图东传日本的源流时指出，它们都是由宋时来中国的日本僧人携归，贮之佛脏，才得以流传至今的。这个判断当无疑义，却嫌不够详尽。经查《宋史·日本传》，北宋雍熙元年（公元九八四年），日本东大寺大朝法济大师奝然，率弟子五、六人乘宋商人陈仁爽、徐仁满的船泛海来华，进谒宋太宗，乞赐大藏经，诏许给之。另据日本释成寻撰《参天台五台山记》，太宗对奝然一行“抚之甚厚”，赐紫衣，授“法济大师”法号，赐新译佛经二百八十六卷，旃檀释迦像及十八罗汉画像等物。日本宽和二年（公元九八六年），奝然等返国。北宋端拱元年（公元九八八年），复遣弟子嘉周入宋答礼。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事件。从这四幅版画的雕板时间上看，应该就是奝然等此次来宋一并携回的。

　　《大随求陀罗尼曼荼罗》，是北宋独幅雕版佛画中最著名的一幅。曼荼罗，为密宗用语，意指佛、菩萨及法器、法物等的图画，亦指佛或菩萨的聚集场所。本图中绘释尊坐像，环以梵文经咒，四周绘佛、菩萨像，形像各异，造型亦生动。四边框内以莲花、宝鼎及小佛像作装饰，画面繁密，雕镂精细，是一幅相当成功的作品。图左上角刊“王文沼雕”，右上角有“施主李知顺”刊署。下部一长方形框内，刊有刻印说明的长题。标题即为“大随求陀罗尼”。此图原出敦煌藏经洞，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因本图标题有“大随求”三字，故罗振玉先生曾把它作为隋代已有佛教经图刊刻的旁证。他在《敦煌石室秘录》一书中说：“大隋永陀罗尼本经上面，左有施主李知顺一行，右有王文沼雕版一行。宋太平兴国五年，翻雕隋本。”但据复制的影本来看，罗振玉所说的“永”字，细辨之下应为“求”；图题中的“随”字笔划清晰，绝非“大隋”之“隋”。图下长题共有文字二十一行，除图题外，正文前十六行解释受持此咒所获得的各种功德，与雕印情况无涉。尾四行云：“若有人受持供养，切宜护净。太平兴国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雕板毕手记。”通观全文，绝无“翻雕隋本”字样。罗振玉先生所言，似属牵强。叶德辉《书林清话》、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亦皆持此说，同样是不正确的。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一书中辩证此说，指出：“大随永应作大随求，即《大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经》之简称。”

　　无独有偶的是，一九七八年四月在苏州盘门内瑞光寺塔内也发现了一幅刻于北宋咸平四年（公元一○○一年）的独幅雕版佛画《大随求陀罗尼咒经》。⑥中央为释迦像，环以汉字经咒。下部长方框内记刊刻缘起云：“剑南西川成都府净众寺讲经论持念赐紫义超同募缘传法沙门蕴仁……同入缘女弟子沈三娘……咸平四年十一月□日杭州赵宗霸开雕”，知为翻雕蜀本。这次发现，对考察宋代佛教版画史，有重要意义。此图的标题，也验证上文所述张说的正确。当然，否认了敦煌所出本《大随求陀罗尼》的“翻雕隋本”之误，并不等于就此否定了隋代可能有佛教经图的刊刻。

[注释]

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第九页 见《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第九册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版。

②日本所藏十二面观音像，或记为日僧玄澄摹本。

③释永明延寿禅师刊施佛画情况，亦见其自著《心赋注》及元熙重编《永明智觉禅师方丈实录》。

此本现藏美国福格美术馆，图版系据《中国美术全集·版画》收图复制。

⑤《福州藏》有关情况，参见该藏本图字函《杂璧喻经》及开字函

⑥见《文物》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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