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佛教版画史综论－第 四 章 佛教版画的发展和兴盛（下）

第 一 节 辽、金的佛教版画

　　辽与北宋对峙，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建立的王朝。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后梁贞明二年（公元九一六年）称帝，至一一二五年天祚帝耶律延禧被俘于金，享国二百余年。

　　辽自建国伊始，就制定了“学唐比宋”的大政方针，圣宗、兴宗、道宗时，更是不遗余力地吸取汉文化，不仅重视儒学，亦极隆佛教，兴宗时身为僧人而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达二十余人，以至贵戚多有舍男女为僧尼者，佛教在政治上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宋、金。辽代的版刻事业，亦盛极一时，辽南京燕京（今北京）就是当时北方最重要的刻书中心之一。但是，由于宋、辽互为敌国，二国正常的文化交流被阻隔。宋沈括《梦溪笔谈》中就提到：“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因此，辽刻本传世甚稀，遂使考察辽代书业，甚难措手。幸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在抢修加固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时，在塔内主像中发现了大批辽代刻本佛经，以及佛画、写经等文物，才使这一情况得到改观。①考察辽代佛教版画，主要就是以此次发现为依据，并参以文献载录，以求勾画出其大致的轮廓。

　　此次发现的佛典刻本，共有六十一件，从这些经典的刊记看，燕京刊刻佛教经图的风气甚浓。辽刻大藏经《契丹藏》上，有刊署印经院判官韩资睦之名，可知辽在燕京设有印经院机构，专门提调大藏经和单刻佛典的雕印，此为官刻；辽刻《妙法莲华经》卷四刊署“经板主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校尉冯绍文，抽己分之财，特命良工书写雕成《妙法莲华经》一部，印造流通”，属私刻；《上生经疏科文》题记“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为坊肆刻经。至于寺院所刊，更是比比皆是，刊署题记有圣寿寺、弘法寺、弘业寺、大昊天寺、大炳忠寺等。

　　论及辽刻佛画，首先要提及的，就是《契丹藏》中的插图。据辽释觉苑《大日经义释演秘钞序》载：“自我大辽兴宗御宇，志弘藏教，欲及遐迩，敕尽雕镂，须人详勘”，似此藏自兴宗朝开雕。但释迦塔内所出《称赞大乘功德经》，末页题记署辽圣宗统和二十一年（公元一○○三年），比释觉苑所记早了近二十年。又《高丽史》卷八载，辽道宗清宁九年（公元一○六三年）三月，“契丹送大藏经至（高丽），王备法驾迎于西郊。”知此经雕成，当不晚于道宗朝。其中所附版画，当然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内锓梓的。

　　《契丹藏》在一九七四年以前，因向无传本，被称为“虚幻大藏经”。此次发现入藏经典十二卷，和全藏的五百七十九帙相比，仅是沧海一粟，但毕竟可以使人见其真面目了。其中附刻有扉画的本子有以下数种：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七，扉页版画犹存，左上角题字仅存“护法”二字，所绘当为护法金刚像，上半部已不可辨。从人像下半部看，线条刚健有力，风格遒劲，显示出北方佛画劲挺浑厚的画风。边框双栏，左右框内绘有金刚杵及宝珠纹饰，成对称性图案。经卷保存相对完整，轴、杆、缥带皆存。《辽文汇》卷八《妙行大师行状碑》形容《契丹藏》的装帧：“先如法造经，……白檀木为轴，新罗纸为缥，云锦为囊，绮绣为巾帜，轻霞为条”，经、图的富丽堂皇，于此可见。此卷经背各纸皆有“宝严”朱印，知为涿州宝严寺旧藏。

　　《大法矩陀罗尼经》卷十三，属《契丹藏》千字文顺号“靡”，卷首冠版画。四周单线边框。图绘灵山说法情景。经背每纸有长方形双边阳文楷书“神坡云泉院藏经记”朱印。由此可见《契丹藏》的版画非只一幅，至少是几块画面不同的图版轮番使用的。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六，属千字文帙号“清”，卷首扉画与上本同。另《阿毗达磨发智论》，原有扉画，已不存；《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一卷，卷首画严重残缺，仅存双框残边，有金刚杵纹饰。总起来看，释迦塔所出《契丹藏》十二卷经典中，就有四卷有版刻佛画。以此推之，全藏的佛教版画，一定是极为丰富的。

　　民间坊肆及寺院刊刻的佛经佛画，仅冠有扉画的不同刻本《妙法莲华经》就有四种，另《高王观世音经》一种。数量虽不多，已基本可以勾画出辽代单刻佛典版刻插图的大致情况。

　　《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刻本有二，扉画皆为本经经变。一种右上角刊署“燕京雕历日赵守俊并长男次弟同雕配”。与此本同出的有《称赞大乘功德经》，刻工亦署赵守俊，应为一人。《称赞大乘功德经》刊于辽圣宗（公元九八三—一○一一年）时，《妙法莲华经》的镌刻，亦应在此前后。

　　此卷属《妙法莲华经》之《化城喻品》。经文述一群取宝人途经毒兽出没的险地，人人皆生退心。此时率领大众前进的导师化出一座城池，让大众休息，待体力完足，隐去化城，继续前进。画面长方形框内有旁题三则：“尔时十六王子偈赞已劝世尊转于法轮”；“若有多众欲过此道至珍宝处有一导师聪慧明达善知险道通塞之相”；“化作大城廓庄严诸舍周匝有园林男女皆充满”，对画面内容进行了提纲挈领的解释。图右绘释尊说法，左绘导师引领大众前进，手指左上角化城。全图经营布置，井然有序，刀笔运用娴熟，线条柔中见刚，即使与宋刊佛画相比，亦不少逊。

　　另一版本《妙法莲华经》卷第四，扉画与此本大同小异，刊署情况则更为清楚。卷后刊记“摄大定府文学庞可升书，同雕造孙寿益、权司扆、赵从业、弟从善雕。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继有施刻人刊署：“经板主前家令判官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校尉冯绍文，抽己分之财，特命良工书写，雕成《妙法莲华经》一部，印造流通，伏愿承此功德，回施法界有情，同沾利乐，时太平五年岁次乙丑八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记”。知此经刻于公元一○二五年，是由官员施资，交书坊雕印的本子。檀州街显忠坊，据考即在今北京市宣武区三庙街。

　　《妙法莲华经》卷第八，内容包括《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妙庄严王本事品》诸品。扉画为诸品经变。《普门品》述诵念观音者皆得其护佑，意在宣扬人逢苦难时，持观世音名号是唯一的解脱法门。图中部绘释迦说法，左半部绘观世音救护信众出诸般苦厄，有“假使兴害意，推若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等多条旁题，指明图意。因卷后全缺，具体刊刻时间、坊肆、镌绘者等，皆无从考证。

　　《妙法莲华经》卷第一。本卷为蝴蝶装，是释迦塔秘藏中唯一以册页形式出现的单刻佛典。所冠版画右侧绘持剑天王坐像，背光表示为在上方作图案状扩展的云气纹，一双髻童子双手托盘立于左侧。线刻简劲有动感，天王形像严整威猛，在笔者经眼的《妙法莲华经》扉画中，此种风格的作品不多见。经中有墨书“天会”字样。《辽史·天祚帝纪》载：天祚帝于保大五年（公元一一二五年）被掠于金，辽国灭，时已是金国天会三年，故书以金朝年号。这幅版画，则是辽末叶所刊佛画的唯一遗珍。

　　《高王观世音经》，又名《小观音经》，扉画绘寺院建筑，小巧玲珑，亦有意趣。卷尾刊署“永济院任惟盛妻周氏散施经一千卷”，为信众捐资的寺院刻经。

　　释迦塔秘藏中的单刻佛典所冠扉画，足以证明辽时的燕京，的确拥有一支技艺精湛，人数众多的刻工队伍。或有父子相传，兄弟相继，这对穷研和提高版刻技艺，有很大的好处。刻工皆为汉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契丹族对汉文化的认同程度，以及汉族艺匠在辽代书业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元、明、清三代，北方的版画艺苑中，只有佛教版画一枝独秀，长盛不衰，其他题材皆不能望南方版画之项背，有辽代奠定的深厚基础，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释迦塔中所出独幅雕版佛画共有六幅，皆为至精至丽，美轮美奂的杰作。其中《炽盛光佛降九曜星官房宿相》，纵八七·五厘米，横三五·七厘米。图中佛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双手托法轮，左、前、右分绘太阳、木星、水星、土星、太阴、金星、火星；左下罗睺驾御蛟龙；右下计都控驭神牛，并绘朱鸟、天蝎、巨蟹、金牛四像；另有二幅同版所出的《药师琉璃光佛》，纵八七·五厘米，横三五·七厘米。佛亦坐于莲台，背后佛光炽盛，作火焰喷射状。上半部绘药师佛十二大愿相，下半部绘十二药叉神将。此图与上图，都是构图饱满，气势宏阔，组织缜密，有很强艺术感染力的佳构。刀刻凝重厚实，朴素无华，是典型的北方佛画风格。以幅面广阔而言，这三幅图画也是我国古版画遗存中规制最巨的作品。

　　从图版形式和用途上看，三图本来都是木版雕印的墨线白描图画，雕印完工后用笔彩着色，而成彩图。图上部用墨印连线纹纸装裱，虽天杆地轴皆已不存，亦可看出是用于悬挂供养的卷轴形式立幅。《药师琉璃光佛》同版二幅，皆着色，色彩亦同，说明这不大可能出自持有者的各人好恶，而是坊肆售卖或寺院刊施时，为满足信众对彩色版画的需求欲望，而进行的批量化加工，即在印好的墨线版画上，依次填充相同的颜色，才可能出现二幅或数幅完全相同的彩图。如果这个推断与实际情况相符，那么，它在中国雕版印刷术发展史上，就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当笔彩填色不能满足公众对彩画的数量需求时，就会迫使刊印者改进传统的雕印法，使之能够印制彩色版画。

　　释迦塔内所出三幅彩色《释迦说法相》版画，恰恰证明了笔者的推断不谬，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三幅图画同出一版，确属印本，而非填色。图绘释迦坐于莲台上，头顶上部有华盖，佛前陈条案，摆放摩尼宝珠。两侧侍立诸天菩萨，并有胁侍，化生童子各一人，居于图下部左右两方，两侧饰折枝花朵，有缤纷花雨洒落。图印于绢上，原折叠存放于塔内的一只六曲银盘中。

　　这三幅《释迦说法图》绢地彩画一经发现，即引起印刷史研究者的极大关注。论者多以为，其可能出自彩缬或丝漏之法。马王堆汉墓出土有一件西汉泥金银印花纱，即将二色图案印制在素帛上。可能是用两版套印，因对版技术尚嫌粗糙，有错位印痕。也有人说战国时已发明了印花绸，因未见实物，具体情况不明。唐代市场上售卖有花布，又有绞缬、腊缬、夹缬之法，同出一源。夹缬在唐代使用已极为普遍，其法取两版雕刻同样的图案，以绢、布对折夹入两版之间，在雕空处染色，成为对称的纹饰。唐白居易有诗“成都新夹缬，梁汉碎胭脂”，就是形容夹缬的绚丽明艳。从《释迦说法图》的设色及图案看，用此法印染是完全可能的。也有人认为，此图是用丝漏法印刷，即采用两套版，将绢素对折，先漏印红色，再漏印蓝色，故全卷展开，佛为全相，人物、字迹左右对称。右侧“南无释迦牟尼佛”七字为反文，与左侧正文相对。绢底上的黄色，或认为同为漏印，或认为是用笔刷染的。眉、眼等细部用朱墨二色描绘开光，使之清晰可辨。在中国古版画遗存中，这是唯一由色块组成，而非线条勾勒的作品。

　　无论这三幅作品采用的是丝漏法还是彩缬、夹缬，都不影响它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套版绢地彩图存在的重要意义。尽管它和木版分色套印，还有着质的区别。有人认为宋、辽时已出现了木版套印之法，称宋大观二年（公元一一○八年），改“交子（即纸币）务”为“钱引卷”，用六印，四印用墨，一用蓝、一用朱，轮番施于币面。但所用之印是铸造还是刻版，尚不清楚。一九七三年陕西省文管会修整《石台孝经》，发现金代刻印的年画《东方朔盗桃图》，画面浓墨、淡墨、浅绿色间错，或以为是套印，也有人认为是单版涂色。其实，不管具体情况如何，木板分色套印的萌芽，都已孕育于辽代对彩色佛画制作的大量探索之中了。

　　辽代晚期，中国北方的女真族崛起。金收国元年（公元一一一五年；北宋徽宗政和五年；辽天祚帝天庆五年）女真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元，国号大金。金刻佛典，主要集中在山西洪洞、平水（今山西临汾）、运城以及河北宁晋地区，但遗存至今日的不多。

　　金刻佛教版画，最著名的就是解州天宁寺所刊大藏经扉页画。此藏于一九三六年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故通称《金藏》或《赵城藏》。此藏募刻过程，明《嘉兴藏》所载《刻藏缘起》中有陆光祖《募刻大藏经疏》一文，叙之甚详。文曰：“昔有女子崔法珍断臂刻藏经，三十年始就绪。当时檀越有破产鬻儿应之者。”另《金史记事本末》卷三十载：“大定十八年（公元一一七八年）潞州崔进女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命圣安寺设坛为法珍受戒为比丘尼，三十三年授紫衣宏教大师。”知这部经藏是信女崔法珍断臂苦行，向晋南善信募刻成书的。

　　《赵城藏》全藏共六千九百余卷，今存四五四一卷，各卷扉画皆同，系用同一版片轮番施印。所刻为释迦说法图。正中佛结跏趺端坐，上部弥漫云纹图案。两侧侍立诸佛菩萨，左右各绘刻护法神一，人物形像各异，皆有特色。雕板严整而有力度，用阴刻粗线条处理袈裟贴边，衣纹的转折及立体感明显，并兼具装饰效果，显示了金刻佛教版画的高超技能和审美价值。

　　金刻佛教版画，当然不可能仅此一幅。据《金史》等书载：公元一一二五年，金灭辽，收辽皇室全部藏书；次年攻占北宋京城开封，宋金议和时，承金之请，南宋朝廷委派鸿胪寺官员押运释、道经版送于金，为金翻刻宋、辽经卷提供了便利。金刻佛典，今可考者亦不下数十种，但却已大都亡佚了。有金一代，自金世宗时（公元一一六一—一一八九年）尊礼儒教，视佛为轻，这也是金代刊刻的佛教版画远逊于宋、辽的重要原因。

第 二 节 西夏的佛教版画

　　公元一○三八年，占有“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以为固”广阔土地的西夏国王李元昊在兴庆（今宁夏银川附近）正式称帝，定国号为大夏，建元天授礼法延祚，自此形成了宋、辽、西夏三国鼎立，时战时和的局面。

　　西夏是党项（羌族的一支）人建立的王朝，崇武好战，但西夏诸帝及后妃，对佛教皆极为崇信。为优礼僧尼，官制中特设立僧众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等衙署，为历朝历代所仅见。李元昊皇后没藏氏笃信佛教，曾出家为尼。每逢国家吉庆或丧葬大典，帝后必大设法会，刊施佛经佛画，动辄数万至一、二十万卷。现今所见西夏遗经，由仁宗皇后罗氏刊施的，就不下十余种。早在李元昊称帝之前的北宋天圣八年（公元一○三○年）夏国主李德明即向宋献马，请佛经一藏；公元一○三四年，夏始建元开运，李元昊又向宋献马，求佛经一藏；夏福圣三年（公元一○五五年），承天寺建成，宋赐《大藏经》。同年夏请市易史传类书及佛经，宋只允后者。此后，又屡次向宋请《大藏经》，并遣使向金购买儒、释典籍，对佛典的重视，于中可见。现今存世的西夏刻本中，亦尤以佛教经图为最多。但迄今所见中国古版画论著及作品结集中，对西夏佛教版画鲜见提及与采录，不能不说是一大疏忽。

　　本世纪西夏所刊佛教经图最重要的发现，是于公元一九○八年，俄国大佐柯斯洛夫在内蒙古南部黑水城遗址进行的发掘。在城中一座废寺的佛塔中，端坐的佛教僧侣塑像前摆满了写本和印本经典，并有一具女人骨架。据此，俄国教授缅希科夫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这座佛塔就是西夏仁宗皇后罗氏的墓葬，她失势后到这座寺院中出家为尼，而塔内所藏佛经佛画，“是她的私人藏品”，所以“黑水城出土的书籍流传到今天，我们应该感谢这个女人。”②

　　黑水城发现的佛经佛画到底有多少，至今仍未见到确切的统计。苏联教授科兹洛夫在一次讲演中提到：“十七年前从黑水城废墟运出四十驼，骆驼运出了一个保存完好的图书馆，计有二万四千卷。”③可惜的是，这份无法用语言来估量其价值的宝贵文化财富，全被柯斯洛夫一行席卷而去，现藏于俄罗斯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黑水城发现的印本佛典，有相当一部分冠有扉画或插图，本文只能择选其中有典型意义的作品加以介绍：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梵夹装，书后题“大夏乾祐二十年岁次乙酉三月十五日正宫皇后罗氏谨施”、“乾祐己酉二十年三月十五日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敦睦懿恭皇帝谨施。”所谓“奉天显道”云云，系臣下向仁宗所上尊号。此卷刻有西夏文、汉文两种本子，所冠扉画分三段，中间用双线边框隔开，框内绘金刚杵纹饰，图右及中部绘刻佛、诸天、菩萨百余人，皆具庄严法相，左边一段用方块分割，绘刻经变故事，全图幅面宽阔。与此卷同时刊施的还有《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和《普贤行愿品》二种，两书扉画皆用粗黑线条装饰袈裟贴边，与《赵城藏》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也可看出西夏佛教版画在镌刻技艺的运用上，得益于宋、辽、金的影响。

　　据《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所记，仁宗及其后罗氏于乾祐二十年三月十五日恭请宗律国师等在大度民寺作来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烧结坛，共印施《上兜率天经》十万卷，《金刚经》、《普贤行愿品》各五万卷，一次印施佛教经图二十万卷，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盛举了。

　　《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为西夏仁宗天盛十九年（公元一一六七年）施刊本。卷首绘“一切如来般若佛母众会”图，是一幅图案装饰效果极为浓郁的版画。人物造型具有梵画风格，图案纹饰，又受敦煌壁画影响，是一幅很有特色的作品。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因无牌记，无法判定具体刻印年代。卷首所冠为一幅大型组画，全图由五面组成，其中观音坐像只占一面，其余四面由右向左展开，皆为观音救难灵验故事，不同情节间用飘逸的云纹隔开，别有一番意趣。另《妙法莲华经·药草喻品》第五所冠扉画，画风简洁，线条直率，则又是一种风格了。从构图上看，不少局部明显袭自两宋所刊《妙法莲华经》版画。

　　《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疏序》、《佛说宝雨经》、《佛说大威德炽盛光佛诸星宿调伏消灾吉祥陀罗尼经》所冠扉画风格相似，镌刻亦皆精丽。从人物造型上看，有明显的唐代佛画遗风。

　　其他如《佛说转女身经》、《佛说报父母恩重经》、《佛说业报差别经》、《高王观世音经》、《金光明最胜王经》、《佛说大乘圣无量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诸本，也都冠有版画，其风格与上述大同小异，不再一一列举。这些版画，本书多有载录，读者可自行参详。

[注释]

①　参见《应县木塔秘藏》 文物出版社。

②、③参见《俄藏黑水城文献·前言》（俄）克恰诺夫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版。

见《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卷后载仁宗发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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