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佛教版画史综论－第 六 章 承上启下的时代——元

第 一 节 元刊《大藏经》中的版画

　　元朝的前身，是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至元八年（公元一二七一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是为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元灭南宋，建立起了一个“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疆域之辽阔超过汉唐盛世的大帝国。

　　蒙古族本是活跃在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强悍尚武，不重文化。但蒙古贵族建立政权后，深明“逆取顺守”的道理。所谓“善治器者必用良工，善守成者必用儒臣。”因此，“自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即知贵汉人，延儒术，讲求立国之道。”由于重视文治，唐、五代以降蓬勃发展的雕版印刷事业，不仅没有因元入主中原停滞和倒退，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前进和发明。

　　在宗教问题上，元统治者重视佛教，尤其尊崇信奉密宗的西藏喇嘛教。世祖时，尊喇嘛八思八为国师，八思八卒，赐号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此后相继被尊为帝师者不下十余人，“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①佛教的其他各宗派，也都得到相应的发展。但对道教，则采取了排斥、打击的态度。公元一二五八年，蒙古宪宗下谕：“将先生每（即道士们）说谎做来的《化胡》等经并印板，教烧毁了者。”明代学者陆容《菽园杂记》也记载：“宋祥兴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元灭宋，大兴梵教，灭道教，十月二十日尽焚《道藏》经书。”这样的宗教政策，未免过于专横，但却使佛教经图的刊梓，免去了宗教上的竞争对手。同时，元朝廷重视释氏画的创作，在宫中设“梵像提举司”，列释氏画为画工十三科之先，为佛教版画的创制，提供了良好的艺术环境。

　　元代的佛教版画遗存，以《碛砂藏》扉画名声最著。初于南宋理宗宝庆、绍定间（公元一二二五—一二二八年），苏州一带僧俗在平江府陈湖碛砂延圣院设立大藏经局，募集众缘开雕，但因南宋末年江南征战频仍，财力不逮，未克全功。直至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一三二二年）始告竣，总五百九十一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其虽肇始于宋，终毕于元，故经中扉画，可视为元刊作品。

　　《碛砂藏》的每种经卷前，皆冠有扉画，共有八块图版，轮番施印。上有“陈昇画”刊记。署名刻工有陈宁、孙祐、袁玉等。画面绘刻佛、菩萨数十人，构图饱满，纹饰繁密，人物造型有印度梵画遗风，但形像富于变化，各异其趣，镌刻工巧精细，纸墨亦精良，是中国古代佛教版画中不同凡响的巨制。周芜先生甚至评论说：“若取佛画之灿烂，当观此图。”②后世佛教版画，越刻越精巧细密，未尝不是受此图的影响。除此本外，陈昇尚绘过多种佛经插图，很可能是一位专工释氏画的版画能手。就苏派版画而言，此藏扉画是其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元代寺院，民间募缘刻藏的风气极浓，续刻《碛砂藏》仅其一端。它如《南禅大藏跋文搜录》载：福州开元庄严禅寺住持沙门重刊补《毗卢大藏经》板一幅；《金文最》卷一百一十一《济州普照寺照公禅师塔铭》载：原燕都弘法寺有藏经板，是为《弘法藏》；明冯梦祯《刻大藏缘起》载：“宋、元间除京板外，如平江之碛砂，吴兴之某寺，越之某寺，某寺等，俱有藏板，不啻七、八幅”，是有越版《藏经》。但这些藏经或已全佚，或仅存零本，详情不可考。

　　元杭州路余杭县大普宁寺所刊藏经，世称《普宁藏》或《元藏》，由该寺住持道安、如一、如志、如贤等募缘，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公元一二七七年）开雕，至元三十七年始竣，凡五千九百三十一卷。据戴藩豫先生《中国佛典刊刻源流考》一书所述，此藏有扉画七、八幅，轮番施印于各经卷首，画风受西藏喇嘛教美术影响。此藏图版本书编者未见，录此备考。

　　又据黄缙《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十一《荣禄大夫司空大都广寿禅寺住持长老佛心普慧大禅师北溪延公塔铭》载： “英宗皇帝以禅师先朝旧德，每入见必赐坐，访以道要。命于永福寺与诸尊宿校勘三藏，将镂铜板以传后。”事若果行，此藏中如果有图版，则是中国佛教版画史上唯一的铜版画。但是否镂版，所记不明，亦未见世有传本，具体情况，尚有待考证。

　　《河西字大藏》，是元世祖颁令雕造的西夏文大藏经。雕印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总三千六百二十余卷，现只有零星散本传世。本书录有此藏本《经律异相》、《慈悲道场忏法》扉画，刻线简洁明快。但造型过于追求“法相庄严”，反而缺少了灵动的气韵。

　　据《释氏稽古录》所载：元世祖曾“命印《大藏》三十六藏，遣使分赐归化外方，皆得瞻礼。”《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引《析津志》，又记文宗天历二年（公元一三二九年）敕江浙行省印佛经二十七藏，散施禅刹。这应是官版的汉文大藏，因向无传本，论者或以为系用《普宁藏》旧版翻印。一九七九年云南省图书馆整理旧籍时，发现元官版大藏经三十二卷③。其中《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扉画后正文前有太皇太后发愿文，刊署为至元二年（公元一三三六年）徽政院所刊。《日下旧闻考》所记，疑即为此藏。《普宁藏》旧版翻印一说，似不确。

　　这三十二卷藏经中，《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大宝积经》卷第四十一、《佛说法集经》卷第四、《观自在大悲成就瑜珈多经》卷二百六十二，及上述《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冠有扉画，系用同一画稿由不同刻工镌刻多板，分别施印于各卷卷首。所见刻工刊记有 “吉人彭斯立偕弟斯高刊”、“临江周仁可刊”、“古杭于寿刀”等。《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扉画署“陈宁刊”，所刻最精。

　　元刊《大藏经》中的佛教版画，题材多为佛说法内容，画面追求图案装饰效果，不如单刻佛典中的插图或扉画一经一画或数画，在构图上有更大的自由发挥余地。但就镂刻精细、纸墨用料之上乘而言，则比单刻佛典更胜一筹了。这当然也只是泛泛而言，而并非取个别的本子进行比较。

第 二 节 元单刻佛典中的版画

　　元代单刻佛教经籍，遗存于世的不多，以数量和品种而言，尚不及两宋与辽、西夏、金一代。但其中所附版画，却不乏构图上乘、镌刻精良的佳构。无论其艺术成就还是审美价值，与前朝相比，都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元代刊行的《妙法莲华经》，有不少本子冠有扉画。其中如元至顺二年（公元一三三一年）嘉兴路兴县顾逢祥、徐振祖舍资施刻的该经，扉画镌刻极为工致，画面右半部绘刻佛说法图，祥云婀娜，佛光炽盛，宛然佛国世界，左侧则绘刻“尘世”佛法隆盛的情形，有向僧侣参礼的，有拜问吉凶祸福的，有匠人在建造寺庙的，把佛的世界和现实世界巧妙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佛菩萨的造型，也一改常见的庄严、端肃，而是在慈祥中着意营造平和、亲切的情感色彩，是一幅颇具艺术感染力的名作。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此经的重刊本及元刊《妙法莲华经》七种七册，也都附有精致的版画。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元代刊行的单行本亦多，且多是图文并茂的本子。其形制基本上为前冠佛说法图，中间刻绘现身说法变相及救苦救难灵验图数十帧，末绘护法神韦驮像。本书所录日本东京秃氏祜祥氏藏本中“云雷鼓掣电”一图，上半部用大片墨底表现天空的阴晦，兼绘刻风雨雷电诸神及合掌端坐的观音像，下半部绘刻一遇雨信众，画面阴刻阳刻相兼，艺术感染力极强。另元至顺二年（公元一三三一年）刊此经，图版精良，后世观音变相多以之为蓝本。明洪武本、清陈延龄本皆本之，中国民间有一句俗话：“家家供弥陀，户户拜观音”，可见观音崇拜的广泛性。而观音普门品的版画，宋代还仅有上文下图式插图，一段文字，配单面方式整版图一幅，则自至顺二年刊本始。惜此本已佚，但从后世摹刻本看，绘刻应该是很精彩的。所录元末明初刻本，线条粗壮稚拙，造形亦嫌简陋。但画面简明醒目，对于下层信众而言，这样的本子，或者更易于接受。

　　元大德二年（公元一二九八年）成都觉昭寺刻《圜悟禅师语录》，前冠“圜悟禅师顶相”，是中国古代版画史上一件十分值得注意的作品。圜悟禅师手持拂尘，居中而坐，右立径山杲禅师，左立虎丘隆禅师，构图层次分明。刀刻遒劲有力，用阴刻表现袈裟贴边及脚踏等饰物，对比鲜明，益显凝重浑厚。人物造型皆天庭饱满，地额方圆，无论坐像立像，皆端严整肃，若渊停岳峙，显示出一代高僧风范，在面目表情的刻画上，着重揭示佛弟子开悟后宁静、淡泊的心态，在艺术上颇为成功。不过，这幅作品之所以重要，还不仅仅在于它使三位大德的形像，得以常存世间，更在于它是中国古版画史上现存最早的人像写真，首开了肖像版画先河。明、清两代，禅师语录一类的刻本颇多，多冠有撰述者图像，就是以此本为滥觞。

　　至元六年（公元一三四○年）中兴路刊本无闻和尚《金刚波罗密经注释》一书，更是佛教版画史上弥足珍贵的作品。此本由湖北江陵（即元中兴路）资福寺雕印，卷首绘无闻和尚解经情形。图意大抵是无闻和尚注经，天降祥瑞，生出三朵灵芝。图中注经图和经解分朱墨二色印制，左上角有“无闻和尚注经处产灵芝”题记。郑振铎先生、周芜先生，都认为它是朱墨两色套印本。此图现存台湾，所见为日本影印的书影，图为双色是不错的。但它是单版涂上朱墨二色，一次印成，拟或是分版分色套印，还很难判断。从影本看，似以前者的可能性为大。尽管如此，它和辽代丝漏印本《南无释迦阿弥陀佛》、宋、金时遗物《东方朔盗桃图》，同为我国套印发展史上珍贵的史证，都是分版分色套印的前奏。

　　除上述所言外，据傅增湘《藏园藏书经眼录》著录，元世祖二十三年刊《佛祖三经》，原为叶定侯所藏，卷首刊有版画，惜今不知归于何处。一九八四年，北京智化寺于佛脏中发现元延祐二年（公元一三一五年）刻本《大金色孔雀王咒经》，冠佛说法图。元刊《龙舒增广净土文》中，亦有绘刻俱称上乘的版刻佛教图画。

　　另据日本小川贯一撰《吐鲁番出土之印制佛典》一文，载畏兀儿之《天地八阳神咒经》，署陈宁刊，为元大德年间（公元一二九七—一三○七年）的作品。前已述及，《碛砂藏》及云南省图书馆发现的元官版大藏经扉画，皆为陈宁操刀笔，他和《碛砂藏》绘图者陈昇的关系，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元至正年间（约一三五○年）建安刊本《新编连相搜神广记》，列儒、释、道为三教，是一部综合性的宗教书，有部分佛教内容的插图，刻于建安，为建安派版画的早期遗珍，绘刻虽略嫌粗简，人物造型却颇觉生动。元宪宗时（公元一二五一—一二六○年）镌刻的《太上老君化胡成佛经》有“八十一化图”，不少与佛教内容有关。但因其实系佛教大行于中土后，道教徒为宣传道在佛上的杜撰之书，为道家经，故本书未予载录。

　　元代刊行的西夏文佛教经图，除前述《河西字大藏》外，尚有不少单刻经籍传于今世。西夏于宝义二年（公元一二二七年）亡于蒙古成吉思汗，距元统一中国已逾五十年。元统治者何以要大量刊施西夏文佛经佛画，为许多人所不解。其实，这种情况并不难解释。元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严厉的民族分化和民族歧视政策。元世祖至元时，敕令分当时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人为四等：一等为蒙古人，二等为色目人，三等为汉人，四等为南人。所谓色目人，即包括西夏、回回、西域人以及居住在中国的欧洲人。中央及各级政府机构中的要职，多由蒙古和色目人担任。西夏虽然国灭，其遗民却仍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西夏的佛教经图刊刻事业，也得以延续。元统治者为笼络色目人，也会有意刊施一些西夏文佛教经籍。

　　一九二九年春，有人自宁夏来北平（今北京），携有西夏文写本、印本佛经九十余册，皆为北平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高价购入。其中的印本佛经，以元刊本居多。周叔迦先生撰有《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叙之甚详。现该馆共收藏西夏文佛经十七种，一百二十余卷，几占国内所藏西夏文佛经的百分之九十。此外，甘肃、宁夏、山西等省、自治区的收藏机构及日本京都大学、天理大学图书馆等处亦有若干藏品。

　　《慈悲道场忏悔法》十卷，梵夹装，今藏北京图书馆。英国大英博物馆亦藏此卷，为斯坦因自黑水城遗址所掠。卷首冠本事图，即《梁皇宝忏图》。绘刻梁武帝后郄氏善妒性凶残，死后化为蟒蛇，经梁武帝集经超度，得升天界。图为两部分组成，各有西夏文标题，左为“郄氏成蛇身处”，右为“郄氏天生处”。佛教是讲究因果轮回，善恶报应的。而念经诵佛可解脱诸般苦厄，就是这幅作品所要宣传的主旨。刻工以净炼的刀锋，把繁复细密的画卷，一丝不苟地表现出来，使之成为元刊西夏文佛经扉画中具有典范意义的杰作。

　　《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今藏北京图书馆。扉页画刻绘西夏译经情形，是一幅带有史料性质的珍贵版画。图***绘刻僧俗人物二十五身，人像旁皆用长方框标明人名，知图上正中结跏趺而坐者为“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旁列十六人为助译者，图下部左为“母梁氏皇太后”；右为“子明盛皇帝”，即西夏惠宗李秉常。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具体刻印时代不明。因其于一九五九年在敦煌莫高窟元代舍利塔中出土，故可据其下限暂定为元代刻本，今藏敦煌文物研究所。英国大英博物馆中亦藏此本。此本前冠《水月观音》图像。所谓水月观音，为佛教所言观音三十三种形象之一，观音作观水中之月状，以此喻诸法皆宛若水中之月，本无实体。本图所绘观音，则坐于水中之月内，左上角有吉祥天女，左下角有化现人形的龙王手捧果盘。这也是中国佛教版画史上现存最早的水月观音图像。卷内正文，则为上图下文式插图，共五十三幅，前后连接，是西夏文刻本中现存最早的连环画式图解佛经。

　　元代所刊的西夏文佛经中，另如《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及元大德十一年（公元一三○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妙法莲华经》等，也都附有很好的版画作品。

　　其实，如果推究本来，笔者认为元代刊印的西夏文佛教经卷，应该存在着三种情况：一是新雕经版，如《河西字大藏》就是一例；二是据旧版重雕，如北京图书馆藏蒙古乃马真当政时刊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经名后刻有“奉白高大夏国仁尊圣德珠城皇帝重校”刊记。白高亦为西夏国名，行文时多与大夏连用，其原为西夏刻本无疑。此经另附有《流传序》，即述及西夏国灭后经版残毁，重新雕印始末。修复、覆刻旧版，远远易于镂刻新版，这种情况，绝不会仅此一端；三是用旧版重印，西夏国灭，经版全归蒙古，传之于元，重加利用，比整修旧版所易更多，因此这些旧版，不会弃之不用。所以，元刊西夏文佛经所附版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西夏刻印佛教经图的延续，而其中一些作品，其初刻原刊，很可能就是西夏的本子。

　　此外。论及元刊佛教版画，不能不提及松江府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的名字。他一生辗转奔走，刊施佛经佛画，可以说已到了不遗余力的程度。据《碛砂藏》本《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刊记：他鉴于江南闽、浙教藏经版残缺，“于大都弘法寺取秘密经、律、论数百种，施财三百锭，仍募缘于杭州，刊雕完备，续补天下藏经，悉令圆满。”另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元世祖颁令造《河西字大藏经》，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大华严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伯希和自敦煌掠走的西夏文佛经卷末，有汉文刊记：“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舍利塔中，永远流通供养。”证明王国维所考，与事实是相符的。亦据《两浙古刊本考》，元世祖颁令造藏文《大藏经》，管主八于大德六年（公元一三○二年）施印《西蕃字乾陀般若白伞》三十余种，经咒各十余种。上引《圣妙吉祥真实名经》亦记：“管主八累年发心，印施汉本，河西字大藏经八十余藏，及《华严经忏佛图》等。”虽然管主八施刊的本子，只有零星残卷传于今世，但其中附刻有大量版画，则是可以肯定的。

　　元是中国佛教版画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它不仅继承了唐、五代、两宋、辽、金、西夏佛教版画的优良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在雕印技艺、表现内容及题材上，都不乏推陈出新之举。另一方面，它为佛教版画的全面繁荣，展现了更广阔的前景，提供了更多的、可资借鉴的东西。因此，无论在中国佛教版画史还是中国古版画发展史上，元都是一个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时代。

[注释]

①参见《新元史·释老传》

②参见周芜《中国古代版画百图》第三十七页 台北兰亭书店 一九八六年版。

③童玮等《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 见《文物》一九八四年十二期。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