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印章）的起源和战国玺印

　　讨论篆刻的起源问题，我首先要说明一下，篆刻是艺术形式而印章则是实物，是篆刻艺术得以实践化的载体，但有时我们可以互用，尤其是在讨论起源问题时。我想，首先要提及的就应该是新石器时代，在上古社会先民们制作的陶器上，我们发现已有时用印模的现象，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定篆刻的出现是否就一定是这个时期，但最起码，我们可以把新石器时代出现的这种印模现象看作是篆刻（或印章）产生的先源或滥觞。
　　从本质上讲，印章法是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的产物，因为它的产生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由于上古社会的发展，人们有了交换物品的需要，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具有交换，凭信手段和维系这种简单生活方式（或说原始贸易方式）及发挥其功能的工具，于是印章就出现了，我想在纯粹公平的原始社会前期是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产生或者我们换句话说，篆刻的出现，亦及表征着上古社会经济和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也正由于这中内驱力和先民商品交换日趋频繁和凭证信用的需要，篆刻（印章）被孕育着。另外，我在想，上古陶器制造业比较发达的时候，各个部落为了制造的陶器不至于与其他部落混淆会不会以某种方式，将文字或符号契刻下来，作为印模呢？如果有这么一回事，这便是篆刻出现的又一个理由了。

　　从文献学上看，记载篆刻的资料也为我们考察其起源提供了帮助。在《周礼》中一些关于“玺”和“玺节”的记载，如《地官·司市》条：“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掌节》条：“货贿用玺节。”又《秋官·职金》条：“辨其物之微恶与其数量，揭而玺之”等，郑注“玺者，印也，”“玺节者，今之印章也。”我们知道，《周礼》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而且成书时间是在东周战国时期，时代较近，亦较为可信。

　　从考古上看，建国以来的发掘中，只有战国墓葬中出现了玺印，其他商代和西周直至春秋的墓葬中几乎都没有发现其历史遗存。因无实物确证，故而只能说印章起源严格意义上讲，似只能起源于战国。但从出土的战国玺印来看，它无论从文字的布局还是线条的讲究上讲都已经相当成熟，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在战国之前，旧应该有了印章，至少是春秋时期，再者，有专家认为，在战国出土的那些古玺印中，应该有春秋时候的作品，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将之作严格的区分。关于印章的起源上溯到春秋，在学术界和理论界是给予了肯定的。

　　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在细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一个更为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于省吾《双剑--古器物图录》中记录的三件铜玺。一般认为它们出土于安阳，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印章的实物，经许多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认定，其形制，印面，铜质和风格与同时期的实物对比，认定他们是殷商时期的遗物。从表面上看，其间有着相当程度的技术含量，与战国玺印相比，其原始的性格还是可以看到的，因为它正处在发展和进化阶段。从其印面所显示的文字符号来看，这三枚印章都给我们一种神秘感，一种充满着宗教的信号，这似乎有与殷商时期的贞人、贞术，信仰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巫”的一体性。在我们所看到的考古实物的图像符号中，古埃及、古印度和米索不达米亚地区都曾有过类似的符号范型。

　　经过这样一推，我们发现了起源的三种说法，其一是印章起源于战国，其二是印章至少起源于春秋，其三就是根据那三方殷商印玺定位殷商。不过，我们更倾向于另外一种界定。虽然，相当多的考古实物与文献资料表明印章应始于战国，且殷商甲骨文中有“玺”、“印”二字，但从《尚书》和《周书》中的两段文字看，又有一些值得商榷。

　　《尚书》记载：“汤以玺与伊尹”，《周书》云：“汤放桀，大会诸侯，取玺置天子宝座……”这两段文字，结合于省吾《双剑---古器物图录》中的三枚铜印，再以1988年出土于湖北长阳的二枚陶玺的考古判断为佐证。我们可以确定，印章起源的下限为西周。当然，还有一些认为印章在再黄帝，尧时期就有了的说法，因充满了神话色彩作为证据，均不足为信，故此不多述。春秋战国的作品有朱文印“日庚都萃车马”还有许多封泥作品和烙马印，可见用途多样。

　　春秋战国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社会形成时期。历史进入到战国，社会体制、经济、政治、乃至文化都发生着内在的深刻变化，印章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普及，历史上所谓的器物记名，标准量器专用等均属于战国时代的风气。

　　战国玺印的形制，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归纳，第一种是官印，一般而言其大小，多为2至3厘米，基本上取方形。第二种是不同地域的形制的私印，例如燕国的长条形官玺、齐国出土的上出形官玺，另外还有圆形扁方、三角等形制的私印。第三种情况是战国官私印在大小上的特例印章，前面说过，战国官印一般大小在2至3厘米，而属于特例的“日庚都萃车马”就大至7厘米，小的印章（私印为主）多在1至2厘米。

　　据记载，到目前为止，存世的战国玺印为数不少，其印文总数将愈三千字，可释读者超过三分之一。从艺术风格和文字特点上看，战国古玺上的文字具有圆转、自然、富于变化的特点，与以秦代小篆为基础的汉印文字相比，一个自然多变、形式灵活，一个方正谨严、格式整饬，战国古玺无论是阳文，还是阴文，其风格或者秀逸典雅，或气厚雄浑，或古朴自然，风格多样，正像其时代的思想流派一样，面目繁多，可以说，具有非常的时代特征。尽管它是我国篆刻艺术史的启蒙时期，初级阶段，但从风格史上寻绎，它却是如此的具有个性，如此的强大，稚拙中充满了纯真自然，无所拘囿的格调。

　　我想，一部战国古玺史的研究巨著，是非常有价值的，丰富而充满了许多的迷，其间不仅仅是战国在政治上的多元并峙，亦不仅仅是战国的思想流派如此之多，哲人圣人如此之盛，仅从文字学、书法学上研究，都充满着诱惑，再纵观战国古玺历程的时候，如果能与秦代印章史结合起来，则更能让我们体会到先秦印史到汉代印史的过渡与流变，也能更深切地感知到汉印中各种形制、印法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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