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唐代景教石刻

　　2006年5月，洛阳隋唐故城东郊出土了一件珍贵的唐代景教石刻，这是继天启五年(1625年)陕西出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近代敦煌石窟出土景教经典写卷以来，国内又一宗教文物的重大发现。

　　洛阳出土的这件景教遗物，在文物形制上系一模仿佛教陀罗尼经幢的同类石刻。其整体为一面宽14厘米的八面体石灰岩棱柱，残高84厘米，水平截面外接圆直径40厘米。经幢之中段，为一明显受到激烈撞击的断面，从而可知这件宗教石刻的后期，曾经受到人为的破坏。
　　
　　这一石刻经幢顶端的立面上，分别影雕有极富装饰效果的十字架符号及其左右配置的“天神”形象。而其幢身之中段，则每面刊刻汉文楷书文字2至6行。
　　
　　第一面至第四面第一行，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一部。第四面第二行至第八面，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一篇(图1)。(现依行文次第，逐录全文如下略)
　　
　　经幢刊刻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清末李盛铎藏敦煌遗书中即有同经之写卷。虽然因经幢残毁过半石刻经文无从观察其全貌，但仍可以此刊本与敦煌写卷互为校勘。具有异常珍贵价值的，是这一经幢的题记内容。依据题记残存的文字，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出这一幢主群体的一些行事要点:
　　
　　1.景僧清素弟兄与从兄少诚、舅氏安少连及义叔上都左龙武军散将某某等人，元和九年(814年)十二月八日在“保人”某某参与下，于洛阳县感德乡柏仁里地主崔行本名下买地一所，为其亡妣“安国安氏太夫人”及“亡师伯”某修建茔墓。与此同时，又于墓所神道旁侧树此幢石，刊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一部并以“幢记”记其缘由始末。从中透露出唐代洛阳地区正有景教传播的存在，这为研究景教弘法中原提供了直接的考古学证据。
　　
　　2.主持并参与、见证此事的景教神职人员，有“大秦寺寺主法和玄应——俗姓米”氏、“威仪大德玄庆——俗姓米”氏、“九阶大德志通——俗姓康”氏与“检校茔及庄家人昌儿”等等，可见当时洛中景教信士与祆教信众一样，多为西域东来粟特之部落成员。其中“大秦寺寺主”的出现，尤可印证韦述《两京新记》、元《河南志》卷一有关唐时洛阳修缮仿有景教“波斯胡寺”记载的可靠。
　　
　　3.树幢刊经15年之后的大和三年(829年)二月十六日，这一景教群体又于当地举行称为“迁举大事”的行为，这无疑反映出当时东来景教社团法事活动的绵延。
　　
　　另由经幢下段残毁之迹象，结合晚唐社会史迹的考察，我们推断这一宗教文物的破坏，应与会昌五年(845年)“武宗毁法”有着直接的关系。
　　
　　按东来景教之史踪，向称渺漠朦胧、难为裁制，这与景教史料之阙如难觅饶有关联。往由历史文物提供的有限信息，我们知道景教远于贞观九年(635年)传至长安。贞观十二年(638年)长安义宁坊所建之“大秦寺”，即为东来景教寺院之滥觞。唐高宗时代，唐廷敕准于管内诸州建立景教寺院，以为东土弘教之根基。盛唐以降，景教信仰随国家政治波动流布中原以外，以致地处河西的敦煌地区，8世纪前后亦有景教写经的传播。而以上文物之外的景教信息，仅在《贞元释教录》、《僧史略》、《佛祖统纪》、《佛门正统》等佛教内典中偶有零星的透露。如是，则洛阳此次景教石刻文物的出土，无疑为中古景教史迹的研究，增添了一例无比宝贵的资料。现在，参考这一经幢石刻的文物形态与文献之记事，我们得以知道唐代洛阳建春门外曾有东来胡人墓葬区域的存在——晚清时期当地著名的阿罗憾墓志的出土，与此幢记的叙事背景可谓一事之两显。
　　
　　参考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及两京城坊研究的成果，我们知道东都建春门之内的里坊近缘正有“南市”的存在。随着唐代丝路交通的拓展，毗邻“南市”的思顺坊、福善坊一带多有西域胡商的聚居。因此，与“南市”接近的城东“感德乡”一带，出现这些西域胡人的墓葬遗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仅如此，这一幢记文献中披露的东京“大秦寺”事迹，更与历史资料中记载“南市”一带建有“祆祠”这类西域宗教场所的情形，共同反映了洛阳胡人聚居地带，流淌着胡人部落传统文化生态遗风的事实。中古洛阳域外人文行事的丛仍与斑斓，此次新出景教石刻可以折射一管之绚丽！
　　
　　此外，审察这一石刻文物的形态构成，可知这一景教遗物在外在器物形制和内在意识形态上都有模仿佛教文化的迹象。例如，这种八面棱柱的经幢结体，即直接仿照了唐代佛教陀罗尼经幢的形制特点。而刊经上端除了“十字架”图徽明显带有西方基督教装饰理念外，其对称两侧的飞翔天神的刻画，并非沿袭景教旧邦习习常见的带翼“天使”的模样。这两对天神除了头顶发式略有自身的个性外，其曲折婀娜的身躯及身后腰间凌空飘逸的披帛、裙下流荡的祥云，将这类画面人物刻画得与佛教造像中的“飞天”极其得接近。
　　
　　其次，幢记末尾“清净阿罗诃，清净大威力……”等等带有唱诗意味的“祝”词，从文体章法角度透露出效仿佛经“偈语”功用的痕迹。
　　
　　由此人们不难看出，公元9世纪初叶的洛中景教刻经文物，明显从佛教同类文物中汲取了营养！回想起同期流布中国的摩尼教经典，其经文用语中不乏见有佛教概念的出现，这就不能不使我们认识到中古一代的东方，各展其能的诸多宗教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吸收、相互融会的现象。尤其在中外各族人民熔融聚会的中原，其博大精深、含纳百端的文化氛围，无疑给各种异质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广阔的互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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