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雕塑艺术的新工艺

　　战国时代，由于各诸侯国政治的改革，促使学术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更由于封建地主经济所形成的新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因而促进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加快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各国官府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都有新的发展。首先是冶铁业的出现，使手工业工具得到了很大的改革，不仅青铜器的雕刻工艺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更发明了精雕细凿的错金银镶嵌、鎏金等技术，装饰花纹的题材也变得特别真实、细致。与之相类似的漆器工艺，也由于新兴地主阶级奢靡生活以及丧葬用具的需要而发展起来。尤以用富有现实生活的题材内容作为纹饰的错金银青铜器。如1935年在河南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1965年四川成都出土的攻战乐舞采桑纹铜壶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采桑、射猎、宴乐、攻战纹铜壶①等，都以崭新的形象，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思想，以及他们所执行的富国强兵和奖励耕战的进步政策。这种为维护封建阶级利益并为之服务的雕刻工艺，把我国古代青铜器制作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河南汲县战国铜鉴图片见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四川成都战国铜壶图片见《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年3期；故宫博物院铜壶图片见《文物》1976年3期51页。
属于战国时代的正式雕塑，就所知者，有在解放前洛阳金村出土的铜俑、银俑，解放后山西长治和河南辉县出土的陶俑及湖南长沙、河南信阳等地出土的木俑，这说明了奴隶时代奴隶主用奴隶殉葬的残酷制度已成为过去，代之而起的是以俑代人的随葬风气。在属于战国时期的墓葬的人像俑或其它动物雕塑中，有以下较有代表性的制作以及属于建筑装饰雕塑的瓦当。


一、人物动物和工艺装饰雕塑
青铜俑人。这是早在解放前就已出土并被盗售国外的洛阳战国古墓中一组铜银俑之一，曾收集在日人梅原末治所著的《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一书中。最近日本刊出的精装两卷本《中国美术》，也刊有这件作品的精美图片。
青铜卧牛。这一件于1956年在安徽寿县楚墓中出土的小型铜卧牛，也是战国时期的青铜雕刻，其周身饰有错金银云纹，镶嵌技术细致精巧，牛的动态也富有生气，特别是周身用白色金属镶嵌，显得更为华美。安徽省是战国楚文物出土较多之地，像这样精巧的雕刻，还是罕见的。
　陶塑抵角兽。战国时代的雕塑艺术，除表现为精巧华丽以外，还有表现为遒劲健美的题材。如在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一块残砖(或是半瓦当残片)，雕塑一只有角的猛兽，正在与对手作抵斗之状，可惜对方形象已残缺。仅从这抵角兽所显示出的强劲的体躯和屈腰翘尾的形象所表达的力量，说明塑造者对于所要表现的主题的处理，是有一番意匠安排的。就整体的造型风格说，它具有浑圆饱满和轻捷明快的特点，给人以简括洗练的艺术感染力，是一件具有代表性的战国雕塑艺术出色作品。
木雕守墓神和联尾兽。战国时代由于手工艺的发达，不仅是青铜器和漆器制作有较高的水平，即木雕也很突出。解放后在河南信阳战国墓出土的两件木雕，一件是名为“强梁”的守墓神，所谓强梁，系指恶神，它力能吞噬鬼怪，所以古代在死者墓内用作守墓驱邪之神。但此种恶神，并无固定形象，这给予了雕刻者以充分的想象余地，刻划得愈凶恶就愈能达到驱鬼的目的，因而雕工们便把这一形象表现为一个半人半兽，张口吐舌的凶暴形象。也正如《考工记·梓人》所谓：“凡攫杀援噬之类，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才能显示其威力。另一件联尾兽，很可能是一鼓架，雕刻者运用与守墓兽同样的表现手法，抓住对象的某些特征加以强化。
　木雕彩漆鸟兽纹小屏。战国时代的雕塑艺术，遗留到今天的，多数是墓葬出土的各类用具所附的小型装饰雕刻物。如在1966年湖北江陵县战国时代楚国郢都故址附近墓葬中出土的一件木雕小屏，其基座雕饰有三十多条蟒蛇屈曲盘结，屏面透雕用凤和鹿组成的连续纹饰，如两凤共啄一蛇，两鹿共咬一鹰，形象生动，显示出雕者的精巧意匠。战国时代的艺术造型特点是激昂跃动，这件高仅15、长仅52厘米的小屏，所雕出的各种动物形象，正表现出了上述的动态特征。
　铜立人和半跪人器座。战国时代的雕塑制作，多数未能脱离实用，即多是附在器物上作为基座，并且有的用被奴役的人物以作器物或灯的插座。如1964年在河北易县燕国下都遗址中，曾出土一件双手握持筒状物的铜人①，铜人高约26厘米，正视直立，两手拱前持一筒状物，也是直竖形式，显然是为别的器物的插座而制作的。虽为器物附件，但雕铸手法非常写实而细致。从头部的发式结带和五官神貌到衣着、腰带，都有很清楚的交代，而且身躯的肌肉变化，即使裹在长袍内，仍是可以明显看出的，足以说明战国时期我国雕塑艺术已有了很高的刻划人物形象的水平。在这铜人帽带、腰带上还涂绘了鲜明的红色，说明原来连手上的器物都是经过彩绘的。又这件铜人缺少足部，从全身的比例看，是应该有双足踏在台座上才能以适称的。
从这件用作器物插座的铜人，联想到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一批战国铜人中，也有一件银质(或是铜人外表镶嵌错银)的持筒人，其姿势是半蹲半跪，足下连有台座，台座的面积很大，用意在于使得上部插入的器物得到稳定。从这件半跪者的身分看，无疑是属于奴仆一类，并从右手高举的粗筒可以与右膝前同样大小的筒状物上下相对来看，显然是用作长杆器物的插座。只是在服饰装扮上，这一银质跪人所穿者是全部镶嵌有云纹的短袍，腰间束着结有双结的腰带，而不类燕下都的铜人身着长袍，光素无纹，腰带是用带钩扣接而不是条带打结。这种差别可能是由于地区不同，社会风习不同所形成。
　青铜翼兽和猛虎咬鹿器座。1978年，在河北省平山县发掘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山国墓葬群，出土一批青铜错金银雕刻物，多数是属于小型的器物台座。如其中的两件翼兽，形象介于龙、虎之间，昂首展翅，大有腾跃欲飞之势，就其背上的平台看，显然是某一器物的双座(如屏风之类)。翼兽全身，用银线错成卷云纹，是战国纹饰中最多见者。两兽的造型精巧洗练，气势雄强，为后来东汉尤其南朝陵墓翼兽的滥觞。猛虎咬鹿，是一件反映现实形象的雕刻物，制作手法与翼兽相类，从脊背上两个高出的基柱，明显看出是器座的装饰雕刻物。猛虎由于正在吞食一只小鹿而表现出的全身动态和气力，充分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精神气质。
错金银鸟兽纹青铜案座。这是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故城遗址出土的多种珍奇的装饰雕刻之一。中山国是战国时代的一个少数民族国家。出土文物中除有重要价值的青铜器以外，还有不少的珍奇雕刻物，而且多是施以精工错金银的青铜雕铸品。如其中的一件是四龙四凤四鹿纠结的方案座，以四鹿为座足，座上四龙四凤相互盘结，上承方案，“器物的铸造(包括雕工)……非常精致，龙鳞凤羽均用金银镶错，真实生动与装饰风味的结合。这种富有创造性的雕刻艺术制作，充分反映了战国时期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聪明智慧。”(《光明日报》1978年8月6日《文物与考古》88期)
　平山中山国古墓群出土的工艺装饰雕刻品是非常丰富的，除上述的几件器座以外，还有俑人持灯、十五连盏灯、青铜牺尊和各种形式的玉雕包括玉人玉佩等，都是艺术性很高的制作。(图片见《文物》1979年1期图版一、七)在《文物》1979年5期，刊有巫鸿写的《谈几件中山国器物的造型与装饰》一篇富有美术欣赏趣味的文章，对于上述猛虎咬鹿，龙凤方案座等作了较为细致的描写和论述，如对猛虎咬鹿说：“作者要表现的不只是一个动物，而是尖锐的冲突，是力的进发。俯视则猛虎身体弯成弧形，犹如一张绷紧的弓，侧视则虎臀支起，匍伏擒食，形成一条s形线。……它充满着弹性和力量，造成一触即发的强烈动态，是作者对老虎捕食情态最精练的概括。”“虎身的正、侧两面的结构曲线不但造成强烈的运动感，同时也造成不断变化着的视点……。”
　巫君在文章的第三部分，谈到“在美术史上的意义”说：“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欣赏价值，而且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它们是研究先秦美术史的宝贵资料。它们是装饰艺术、雕塑艺术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也是战国时代社会、思想剧烈变化的反映。”实际上这也正是战国时代的艺术造型多表现为激昂跃动的特点所由来。(关于这一问题将在本节最后论及)
　青铜雕铸的装饰品。云南省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居住地，与战国和西汉同时的滇国，即在云南。因此，滇族或滇人文化，在古文化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早在1955年，云南昆明附近的晋宁县就发现了滇人文化的古墓群，出土有相当于战国或西汉时期的文物雕刻铜铸品很多，其中有不少富有地区民族特色的优异制作。1972年又在晋宁以南的江川县发现有与晋宁相类似的古墓群，出土文物中有很多定名为“扣饰”或“饰牌”的小件铜铸品，题材多为形象激动的猎兽、斗兽等，如其中的一件，两猎人骑在马上，用长矛刺杀两只狂奔的野鹿，一猎狗向鹿猛扑，骑猎者、奔鹿、猎狗，扭合在一起，难以分离，形成为一个跳动奔腾的整体，其艺术性和装饰性都是非常强的；又如另一件铜扣饰，是表现二人共猎一只正张口噬人的野猪，猪前一猎狗惊惧奔逃，猪后一人用长剑刺入猪的臀部，另一猎狗紧紧咬住猪的腹下不放，这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场面；还有一件扣饰，是三猎人缚一弯角野牛，一人用绳缚住牛颈，二人挽住牛尾不放，看来仍是难以抵当野牛的强力。以上三种，都是构成为椭圆形的整体，长宽各约十余厘米，形体虽小，但人物动物的形象，生动逼真，成为很好的装饰雕刻品①。另外还有属于表现奴隶主残杀奴隶、牲畜以祭祀神灵的悲惨场面，如其中的一件长仅12厘米由五个奴隶、一只长角牛构成的透雕装饰品，奴隶中的两人被绑在神柱下，一人倒挂在牛角上，一人紧挽住牛尾，而作底座的是两条缠在一起的凶蛇，蛇尾上还有一个猛虎的衬托，所有以上这些共同构成为一个整体，充分反映滇族处在奴隶社会时期的悲惨生活情景。
在江川古墓出土的铜雕刻物，还有雕为牛或鹿的啄柄、铜案、铜枕(?)以及贮贝器等，多数镶焊有牛、鹿等野兽作为装饰，也有雕为猛虎扑鹿的。大概是由于这类雕刻物在造型动态上，多与中原一带出土的战国铜饰品相接近，所以把江川出土物定为战国时代的制作。


二、建筑装饰雕塑——瓦当
以上所列举者，仅就现有的资料作为举例说明，自难以概括全面。另外在建筑装饰雕塑方面，战国时代由于各国宫殿建筑的发展，成为后来秦国统一以后仿效的标本，足以说明其建筑必各有特点。仅就今天所能见到的瓦当(瓦垄靠檐边的挡头)来看，它所显示的装饰艺术面目，是非常突出的。根据近年考古发现，战国时代的燕国(河北易县)、韩国(山西临汾)、赵国(山西晋阳)、齐国(山东临淄)，秦国(陕西咸阳)以及东周王城(河南洛阳)等都城故址，都出土有不同纹饰的半圆形或圆形瓦当，如燕国多雕塑为双鸟、双兽纹，齐国多为树木卷云纹；赵国和秦国多为鸟兽组成的圆形瓦当，而周王城出土者则以卷云纹半圆瓦当为主。另外还有承袭青铜器纹饰的饕餮纹等，多式多样，各有不同的变化。①在1957年6期的《考古通讯》中，曾刊有《燕下都半瓦当》一文，对战国瓦当纹饰作分类介绍，足以说明战国建筑装饰艺术的丰富多彩。
关于战国时代的雕塑，从以上所列举的一些作品可以看出，在雕刻技术上，已较前有了明显的进步，这是与当代手工艺技术的发达分不开的。同时，在一些文献记载中，谈到战国时期，也曾有不少的关于从事雕刻实践和作品观赏的论述，如《韩非子·说林》记桓赫之言：“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虽然是很简短的几句话，但却是从长期的实践中得来，凡从事木、石雕刻者，对此无不深有领会，认为是言简意赅的雕刻守则，又如《列子·说符》记有以下一个故事：“宋国雕人有为其君以玉为楮叶者，三年而成，锋杀茎柯，毫芒繁泽(精细之意)，乱之楮叶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国。”这一方面说明了那时雕刻技术的进步以及它所受到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了雕刻作者在创作实践中善于总结经验，这种经验，即在今天来说，仍然是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
　　瓦当图片是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训练班试用讲义《秦汉考古》一文借用——1978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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