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马基雅维利因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失败而断言人类行为为非理性一样，文艺复兴时期两位最伟大的艺术家第一次创造了现代的、剥去了幻想外衣的战争形象。 　　乔治奥·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2－1574）是《绘画、雕塑、建筑大师传》（1568年）一书的作者、无与伦比的文艺复兴艺术史家，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艺术的价值，更懂得纪念伟大艺术家的重要性。在曼图亚（Mantua，意大利北部城市——译者）一位绅士家中看到米开朗基罗的草图《卡辛那之战》（the Battle of Cascina）时，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它们看起来是天上而不是凡间的事物。”你可以从中感受到他心灵深处的崇敬。但是，偏偏就是这个瓦萨里亲手抹去了文艺复兴时期一次艺术盛举的所有痕迹。 　　16世纪60年代，瓦萨里重新装饰了佛罗伦萨维吉奥宫（Pal [详细...]

　尽管列奥那多和米开朗基罗年龄不同，风格迥异——列奥那多风格柔软朦胧，米开朗基罗则雄壮肯定——并且互有敌意，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做事情有始无终。在列奥那多接受委任时，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他的这个特点；人们不知道的是米开朗基罗也将变得拖拖拉拉且难以相处。实际上，流产的《卡辛那之战》标志着米开朗基罗“不完成”工作方式的开始，这种工作方式伴随着他的余生。人们甚至不妨猜测他是从列奥那多那里学来了这种坏习惯。 　　这一次，列奥那多在工作上的进展要比米开朗基罗大得多。他花了很长时间来完成草图。我们从流传下来的人物和马匹素描就可以知道他是多么地投入。马匹和人物一样充满了冲突的张力，而人物表现出野兽般的残忍——战士们像咆哮一般大张着嘴，像是要吃人肉。列奥那多制造了一台独特的木制升降机，这样他就可以舒适地在墙上上下。但是，跟画《最后的晚餐》时情形相似， [详细...]

　正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长期和短期计划一样，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也有必要认真规划、系统设计，这是当代世界诸民族国家激烈竞争的必然要求之一。作为拥有悠久文化传统和浑厚文化资源的大国，作为一个正处于关键发展期且面临各种艰难险阻的民族，中国有必要经过仔细研究后确立自己合宜的文化形象，使之成为中国整体国力的一个积极组成部分，同时也能为人类未来发展起到一种指引作用。 　　一、充分展现兼容并包的文化气象 　　中国文化自古就具有兼容并包的精神，秦汉文化实际上就是先秦诸国文化融合而成，隋唐文化则是汉文化和诸多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汇通而成，宋元明清文化也混合进了大量外来因素。近代中国文化也具有一个立足自身传统同时又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当代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更是大规模、多层面地引进各种文化， [详细...]

　从可能获得的各种有关知识产权的著述中可知，知识产权保护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密切相关的，是由科学技术相对发达的国家作领头羊，其他国家以不同的速度跟进的一种政策与法律机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尽管到目前为止，各国、各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法律还存在着相互的差异，但“保护创新”应当是现代意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共有的特征。这一特征意味着，知识产权保护是一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传统、推崇新奇的机制。这种机制运作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处于现代文明前沿的发达国家及其国民永远享有更多的优势。相比之下，那些生活在由传统文化支配的氛围中的不发达国家及其国民则只能处于被要求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地位。然而事实上，任何一种“现代”的科技与文化成果都有其发展的根基，都离不开传统文明的铺垫。即使从表面上看，大部分现代科技与文化成果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甚至不再有丝毫传统的痕迹， [详细...]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背景下，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保持国家或民族的个性，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新课题。本文试图在学习国内外立法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文化立法工作中的实际经验，对于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立法模式提出一些思路，以供专家、学者探讨。 　　一、关于“民族民间文化（folklore）”的内涵 　　对于那些具有民族民间特性的、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遗产，世界上不同国家和组织的称呼和理解不同。国际上采用主张版权保护的国家和组织通称其为“folklore（我国学者直译其为‘民间文学’，也称‘民间文学艺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民间文学表达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条》（以下简称《示范法条》）中指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expression of fo [详细...]

　[B]内容提要：本文系作者1999 年5 月26 日在北京大学为文科学生所作的演讲，主要介绍美国学者杰姆逊关于“后现代”文化研究的方法、观点及其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价值，并借助其理论来观照分析当代中国( 包括大陆和台港地区）的一些文化现象，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化是否已经进入杰姆逊所称的“后现代阶段”？作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事实上并没有完成，同时试图解释“后现代”问题何以在中国引起热烈争论的原因。“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互交融的状况，正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复杂性。[/B]? 　　1985 年秋天，美国教授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Jameson）在北大举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演讲，这些演讲后来辑成《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又再版了这本书，“后现代”，或者说“后现代主义”(postmode [详细...]

　由于杰姆逊教授的影响，一些学者最近一起出了一本论文集，美国的学术杂志Boundary Ⅱ（《界限2 号》）为此刊出专号，1997 年秋出版，编者是张旭东与土耳其学者ArifDirlik 。其中收录的论文作者除张旭东之外，有王宁、卢晓鹏、刘康、陈晓明、戴锦华、唐小兵，还有两位台湾学者廖炳惠、廖朝阳和一位美国女性学者WendyLarson 。这几位学者基本上都以为正是因为中国的发展与西方迥异，中国才更适于探讨后现代性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现代性本身就与西方不同，所以它的遗产也和西方不同，他们认为中国的后现代性所代表的是对后期社会主义或者是革命以后的现象所表现的一些行为和模式。他们提出各式各样的论点来证明事实上后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名词，而且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是作为一个理论名词，它可以对现实发生的现象作最恰当的解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