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供春壶延伸的认识 作者：潘持平

宜兴紫砂壶，自明清以来，一直受到大众，特别是文人雅士的青睐。赞美、褒扬之词，屡见不鲜。
　　八十余年来，一款供春壶更成为探究、追索的热门话题。奉为圣物者有之，也不乏质疑者，各种论述引证，众说纷纭。十二年前，我遵顾景舟先生遗命，写过一文在台湾杂志刊登。下面就我今天的认识，就各种观点说法，作一剖析比较，权当凑个热闹。
　　在以前的研究文章中，储南强先生在苏州购得此壶地点以地摊居多，也有古董店的说法。购壶金额从一块银元到五百金不等。储南强之女储烟水女士说是在“苏州地摊不动声色花一枚银元买下”（宜兴特别之窗竺济法“国宝供春壶背后的故事”）。储南强之孙储传能先生在“供春壶始末”（《中陶e风》二○○七年十月总第二期）文中说“一日忽于苏州文物店见之，以三百金购回”。韩其楼老师在《紫砂壶全书》中记述“一九二八年…在苏州摊上，不露声色以一块银元买了回来，后来由制陶名手黄玉麟配制了壶盖”。树瘿壶，储氏于一九二八年以五百金辗转得来。壶盖久失，吴■斋当年曾请黄玉麟配过。（一九七八年刘汝醴编著《宜兴紫砂陶》还有人著文说储南强在苏州地摊花五百金购得，且有检漏心态，我认为一块银元较为合理。不过储公到底花多少钱购得此壶，对于研究树瘿壶并非至关重要。
　　各种研究供春壶的文章中，几乎都说储公得此壶是在一九二八年，包括储公的亲属。由吴山教授主编的“宜兴紫砂辞典”是说一九二七年，查阅见到的资料，最早提到储公购壶时间的应该是《阳羡砂壶图考》中“民国十七年始归储氏”，大概这就是一九二八年说法的起源。那么照此推理，裴石民重配盖是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四年间了，只是吴山教授的一九二七不知出于何处？而确切的记载重新配盖事情的另有一处，南京博物馆藏“圣思桃杯”托盘中的铭文，记述了此事：“昨年用宾虹老人之意，为供春壶重配盖。今岁复以鄙请，为此杯加一外托”。文中今岁是何年？只有题记前刻印“甲午政月”，本来可以明了的事情，一下子变得复杂。“甲午”是何年？与此最相近的，要么是一八九四年，要么是一九五四年。而一八九四年储公时年一十八岁，正在江阴南菁书院求学。潘稚亮小储南强五岁，时年只有一十三岁，而配托者裴石民才二岁，一八九四年不是配托之年。时至一九五四年，供春壶已由储公捐献给国家，收藏在苏州苏南文管会，而潘稚亮已于一九四二年在宜兴和桥化城寺仙逝，那么题记前的“甲午”应该是笔误。而一九二七年是“丁卯”，一九二八年是“戊辰”，与“甲午”发生笔误的概率很小，最大的可能是一九二四年甲子。在篆书中“午”写作“■”、“子”写作“■”，如果这种推论成立，用宾虹老人之意，为供春壶重配盖时，裴石民三十一岁。
　　关于购壶的金额和时间，都是具有争议的说法，或许在储南强遗存的文稿中会有记录，那当然是最权威的了。不过金额与时间对供春壶真伪的鉴别，应该不是主要因素。
　　储南强先生当年在苏州地摊偶得的供春壶是否是“供春”的真品呢？顾景舟先生对供春壶曾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并准备把研究结果发表，后因有人以不应对紫砂的大好形势发出不和谐音为由加以劝阻，结果却成了他的终身遗憾，直至临终仍念念不忘。
　　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调查研究收集资料最多的应该是韩其楼先生了。在他的大作“紫砂壶全书”中，对供春树瘿壶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特别是提到上海施镇昌先生于一九四一年，在红棉山房古玩店购得一把供春壶。后来连储公都认为施壶才是供春真迹。（详情请阅“紫砂壶全书”）。书中有这么一段记述：“一九八一年九月，储烟水女士曾对施家人说：储家当年在苏州购得的供春壶没有壶盖的，所以后来请裴石民做了一个；你们施家的壶有黄玉麟盖，那肯定就是吴■斋藏的那一把供春壶。”此话有必要商榷。我以为储公当年购得此壶是有“玉麟”款壶盖的，理由：一、裴石民配的壶盖铭文有“作壶者供春，误为瓜者黄玉麟”字样。二、储公得此壶时间不详，但黄玉麟在民国成立之初已作古（一九一四年）。且其晚年因患帕金森氏症，已不能做壶，而以堆塑紫砂假山谋生，即可知其制壶时间当在清末。三、未见储公请黄玉麟配壶盖的记载及传闻。
　　前文提过顾景舟先生曾想著文论述供春壶，至死不忘。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在宜兴第一人民医院的病房中，顾老叫我记录他口授的关于供春壶的鉴别。此时顾老头脑虽然清晰，但吐字已不清楚，且言不达意，历时二小时，知其所述之意。顾老说他一生曾看过一十三把供春壶（含上海施镇昌藏壶），藏家都说“壶是供春制作，只因壶盖已坏，由黄玉麟配盖”（这也未免太巧合了）。顾老对其中的一十二把壶都说明本来就是黄玉麟制作，只有对上海松江徐姓老人之壶，违心说是真的，我亦曾问顾老为何违心？他说：“徐姓老人年逾古稀，视此壶为珍宝，且又有心脏病，我怕闯大祸，故违心说是真的，仅此一把而已”。一九八三年，施镇昌次子等二人，携二把紫砂壶到宜兴紫砂工艺厂请顾老鉴定,一把是瓜蒂形盖玉麟款供春壶，一把是底部镌万历大彬款的僧帽壶。顾老观后对施公子说：“二把壶都不是真品，僧帽壶是当年上海古董商出品，看手法似王寅春制作，供春壶本来就是黄玉麟的作品”。对僧帽壶施公子未有异议很快接受，但对供春壶却难以认同。后来顾老叫吴群祥到厂陈列室取来黄玉麟制作的另一把供春壶，从手法及工具使用的一致性上比对，施公子才诚服。
　　从储壶到施壶，再由顾老鉴别施壶说服施氏后人，诚如顾老所言，一生所见一十三把供春壶，其实都是黄玉麟制作。后来种种故事的产生，源头看来在吴大■。“阳羡砂壶图考”中有此一说“吴■斋所仿者俱此式”，这时是把储壶认为真品的。近年，又有二把供春壶面世：一把壶把内刻字“贡春”，而非以往的供字，且此壶壶身的凹凸起伏，尤为突出，壶内凹处布纹清晰可见（容量七百毫升）。二把壶都是玉麟款瓜蒂形壶。估计在那个时期黄玉麟做了比较多的此款紫砂壶；也正因为由于储壶故事的流传，使供春壶得到珍视才传世到今天的较多。
　　那么，紫砂陶祖爷供春留存至今的紫砂壶到底有没有呢？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成书时，距传说中的供春生活的正德年间，约一百三十余年。壶系中对供春壶的记载：“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今传世者，栗色■■，如古金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垂则矣。”何以“腹半尚现节腠”？清人周容在“宜兴瓷壶记”中记述：“以寺僧始，止削竹为刃，刮山土为之。供春更斫木为模，时悟其法则又弃模”。短短二十九个字，记录了紫砂陶初创期近百年成型工艺的演进。以我的理解认识，金沙寺僧是就地取材，用当地适合制陶的山土淬炼，用随处可见的毛竹制作简单的工具；供春制壶已运用木模（内模）因为用木模，对合处必须加力，或用手或用工具，故“胎必累按”：现“节腠感”这是泥片接头处的必然现象，只是有显见和不明显之差别而已。时大彬初期制壶，还是照供春的成型方式用木模，一直到中晚期，才在实践中创造出了一套完整的紫砂成型技法，一直沿袭到现在（木模成型在今天仍偶有运用）。这并非凭空推测，在我见过的大彬早期作品宫灯式，折肩、平盖、圈足。按照后来的成型方法，折肩是用坭片（满片）与壶体身筒相接，而宫灯壶是在木模上，利用壶身泥条折坳出来的，带圈足的底片，现在的成型方法交接处，正好被圈足遮盖住，不露痕迹。而此壶底片与壶身泥条的交接处在腹半略下。另一把是藏于福建漳浦博物馆的大彬款三足盖壶。大彬做此壶，制技已相当成熟，但底片身筒的交接处，仍在腹半略下，而肩部的圆弧，已经拍打成型了。时大彬能拍制做难度较高的肩部而不收底，绝非技术原因。或者底部模具是现成的，使用起来熟门熟路真是方便。江苏无锡锡山文管会藏大彬款如意三足壶，因是圆弧底，则另当别论，镶接底片（行话上底片）都有痕迹，制作过程中，总是注重修饰外部，尽量看不出痕迹。以供春壶实物分析，它的底片交接处，应该在底部往上一至二公分的位置，也有“节■”，只是在下部了。
　　《阳羡茗壶系》记述供春壶“栗色■■，如古金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垂则矣”。栗色暗暗是指壶的颜色是沉稳的紫色（栗色是老板栗壳的颜色，阳羡山区盛产板栗）；如古金铁，一般解释为古代的金属，常见的金属就有金银铜铁锡，但是他们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以为古金铁是一种比拟，就如哥窑的金丝铁线、紫口铁足，仍然是紫色范畴；敦庞周正，是稳重端庄大方，是神圣的物品。按此理解，从色到形应说与树瘿壶相去甚远。
　　研读供春树瘿壶，在裴石民重配壶盖上题刻铭文的稚君——潘稚亮，值得一书。潘贻曾，字稚亮（一八八一——一九四二年）。潘氏先祖自明代由江西婺源桃溪迁来，即世居宜兴蜀山。潘稚亮家在北街（解放后成为蜀山小学分部），另在距家直径不足千米的农村，建有别墅——木石居。砖木结构，楼高三层，有围墙，后有私家花园，园中有用太湖石堆砌的鱼池，门外有广场，也是打谷场，左侧及前面都是河流。他在家中排行老二，立信会计学校的创办人潘序伦是他四弟，我与他们同宗，论辈分我得叫他们太公，当年潘姓在蜀山是第一大姓，名门望族。抗战爆发后，潘稚亮携家属逃难，先官林后和桥镇化城寺为亡母诵金刚经千卷。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病故，存年六十一岁，遗体安放在火化缸内火化，葬于木石居后园。时陪都重庆亦举行追悼会，徐悲鸿主祭并题书挽联“三山旧学怀先觉，一代宗师悲故人”。后太婆离开蜀山去上海，因与我母亲关系甚好，把一些字画之类物品赠与我家，在我的记忆中，有名家字画、印章、紫檀木印床等。宜兴紫砂工艺厂陈列室初建时，顾景舟先生向我家借过字画补壁，这些文字在文革初期都化为灰烬。印床被我在紫砂中学的美术老师借去未归还。特别是二把紫砂壶，裴石民制作，一方一圆，俗称对壶，壶身都有潘稚亮题刻的楷书铭文，系用蓝印格布包裹，并贴有方壶、圆壶的圆形标示，专配一黄花梨木匣，分上下二层放置茶壶，木匣面板上也有铭文。也是在文革初期，我已略懂紫砂，生怕这两把壶被造反派毁于一旦，便主动交紫砂厂保管。结果被一有权的宵小“爱”走了，后被卖到台湾，至今未曾露面，据说在台中。应该说这二把壶是潘稚亮请裴石民定制的，意含天圆地方、规矩方圆之意吧！款式、规格、用泥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裴石民款圆壶一致。
　　我记述了以上这些琐事，绝非高攀。只是作为一个引子，论述潘稚亮对紫砂陶艺及艺人的尊重和喜爱。由为重配盖题记，为圣思桃杯配托题刻铭文，到定制茶壶，可知潘稚亮与裴石民的交谊。其实潘稚亮交往的艺人，并非裴氏一人，据我所知，他曾为王寅春刻印一方，王得此印后一生使用，再也未换过印章；他书赠朱可心楹联；“凯长仁兄雅赏‘陆氏释文实宗汉学，仲翔注笏犹契羲心’潘稚亮书”；无锡马介其先生觅得一方紫砂材质的印章，印章上有“光明”小印，据马先生说刀法极似潘稚亮。储南强为“潘稚亮家印谱题”中，有诗一首：“蜀山陶器称古今，烧印从来独有名。散与人间三百颗，印家搜录当珍闻”。诗后储南强写道：“君往时作陶印，赠知好。制作之精，前此未睹，百年后，当珍逾吉金也”，大概陈光明为潘稚亮制作紫砂印料当不在少数。另有温州紫砂藏家胡寿信得一壶，名汉扁，程寿珍制作，壶身有铭文：“解眠茶煮石根泉，柳山先生清赏、稚亮持赠”。柳山即叶圣陶，而为裴石民刻章，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只是不知裴石民所用印章，哪些是他所刻。
　　以上仅是我所知的几件事，但足见潘稚亮与民国初年的一些紫砂艺人交谊深厚，而他尊重艺人，珍爱紫砂的品格尤为可贵，为文人中少见。
　　在一些研究文章中，对裴石明为树瘿壶重配盖、为紫砂桃杯配托的论述中，都侧重与储南强、黄宾虹、而忽略了潘稚亮的作用。我以为恰恰是潘稚亮这位书法家、金石家的关系，才有黄宾虹蜀山之行，才有储、黄相识、才有“五百年后，黄宾虹识为瘿”，才有裴石民重为配盖，而留下言简意赅的四十四字题记，潘稚亮起到了穿针引线及参与的重要作用。次年，裴石民为储南强藏“圣思款紫砂桃杯”配托，杯托铭文虽无署名但很明白：“昨年用宾虹老人之意，为供春壶重配盖。今后复以鄙请，为此杯加一外托”。昨年、今岁、复以鄙请。可知配盖托，皆由一人出面请裴石民为之。此人是谁？即题记者稚君——潘稚亮。有人认为二篇铭文是储南强所撰，再由潘稚亮刻上，这是曲解，也是不可能的。依潘稚亮的地位、声望、文才，储南强也绝不会自己撰文而由潘稚亮操刀。杯托铭文中称赞项圣思、称赞裴石民为光于陶史之二美，却不署自己的名号，正为前文所说，这就是潘稚亮尊重艺术，尊重艺人品德的体现。
　　虽然我对供春树瘿壶和圣思姓项的认识和前辈、先人相左，但储南强、潘稚亮对紫砂之挚爱，和艺人合作之风范，永远是我心目中的丰碑。
　　那么，紫砂祖师爷供春的真品是否存在？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还没有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认识的提高，或许能在某处出现，也未必可知。供春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我们期待台湾已故老人，宜兴籍史学家徐熬润前辈研究文章的发表。
　　以上是我对供春壶的认识，并引申出的相关内容。面对典籍和传器，在学习的过程中、探讨中，有争议总是好事，坦诚公布，接受对的，纠正错的，也是为了紫砂事业的长盛。
附记：一九九三年，顾景舟等十三人，应台湾知远研究发展基金会邀请，首次组团到台湾进行文化交流，引起轰动，获得成功。而知远基金会董事长陈汉春是为报师恩，他的老师潘志甲就是潘稚亮次子，父子二人都热爱紫砂，也许这就是遗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