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张晓刚与卡夫卡相提并论 作者：张 羿

提要：作为一个中国人，张晓刚的艺术极其中国；而作为一个犹太人，卡夫卡的作品则具有超越种族的世界性意义。

把张晓刚誉为“卡夫卡式的艺术家”，无疑是对他最大的捧杀。谁说出这样的论断，谁就没有读懂卡夫卡，也没有读懂张晓刚。
作为一个中国人，张晓刚的艺术极其中国；而作为一个犹太人，卡夫卡的作品则具有超越种族的世界性意义。这不是说卡夫卡没有其作为犹太人的局限性，而是说，即使在犹太教传统的局限中，卡夫卡仍然提出了具有普世性的重大课题，即人类的信仰。在卡夫卡看似悲观的作品背后，他仍然在呼唤信仰的回归。
而纵观张晓刚的创作，除了表达政治、历史和个人的创伤之外，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及信仰。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张晓刚未曾有过真正的信仰，因此，既不存在信仰失落，亦不存在信仰回归的问题。张晓刚的作品仅止于心理的层面，而未曾触及灵性的深度。他的作品在海外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强烈的中国色彩迎合了西方对中国的猎奇。
张晓刚的作品不具有超越的普世性价值，因为张晓刚对西方文化只是隔岸观火，而对中国文化则存在盲目的敬畏。事实上，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或伟大的艺术家，对人类文化通常都具备某种超越的姿态。而张晓刚则完全陷入了文化的丛林，甚至成为一个被文化所压制的变形人。
张晓刚认为自己代表了中国文化，可惜他只代表了中国文化最灰暗的部分。1992年张晓刚到欧洲考察的结果，是他对超越西方艺术的彻底绝望，于是他转向中国文化，创作了其最具代表性的《大家庭》系列。这个系列将中国传统“家长式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结合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黑暗记忆以及他自己本人的特殊家庭生活经历，构成了作品充满不安、冷漠、拘谨和神经质的画面。
与卡夫卡完全不同，在张晓刚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以及任何有关宗教或信仰的痕迹。张晓刚作品内涵的丰富性和思想深度与卡夫卡不可同日而语。纵观张晓刚“大家庭”时期的主要创作，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作品的三大特征，即政治性、历史性与个人性。其中，政治性主要表现在文革时期政治对人性的残害；历史性也主要是对文革那段特殊历史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的表现；而个人性则是张晓刚自己家庭生活压抑经历的重现。
因此，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讲，张晓刚的作品都称不上是伟大的作品。他的作品市场之所以是在海外，而不是在国内，是由于西方人对中国的好奇甚至不理解，而非其作品真正触动了西方人的灵魂，达到了世界级水平。张晓刚自己也承认，海外关注他的作品，主要源于他们关注中国是个大国，艺术是他们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重要方式。
自2003年开始，张晓刚试图超越自我，他陆续推出“里和外”、“记忆与失忆”、“绿墙”等系列。张晓刚始终把内心体验的挖掘当作自己的主题。他的作品也关注生命和死亡这些具有终极意义的重大主题，但与卡夫卡那种基于系统的宗教思想的生命体验还是有根本的差别。
张晓刚的内心独白，因着信仰维度的缺失，而成为一种纯粹个人式的沉思，这限制了张晓刚的精神视域向更广更深扩展。归根结底，张晓刚缺少一种成熟而系统的世界观，无论这种世界观属于东方还是属于西方。因此，在张晓刚试图恢复当代文化的深度之际，由于自己致命的局限性，使他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英雄。
而尽管卡夫卡对生活、对宗教持怀疑态度，却对信仰充满期待。卡夫卡认为：“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 卡夫卡非常称道美国作家惠特曼，他认为惠特曼真正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他那有示范意义的生活方式：“沃尔特·惠特曼做过勤杂工，他做了当时人们都应该做的事情……他帮助那些弱小、生病和受挫折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让我们犹太人尤其感到亲近，他是我们衡量自身价值的一个重要尺度，一个人道主义代表。”
可见，吸引卡夫卡的不是惠特曼的诗歌，而是他的基督徒精神。美国内战期间，惠特曼经常到纽约医院去看望受伤的士兵，并在一所军人医院做义工。惠特曼的基督徒精神，使人道主义在他身上得到了真正实现。
现代性没有实现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在作为基督徒的惠特曼那里得到实现，这是卡夫卡之所以崇敬惠特曼的根本原因。如果张晓刚也能认识惠特曼人道主义的实质，他的思想和作品必定会有彻底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