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守正创新与正大气象

　 来源 ： 《中国书画报》
　　在国际艺术文化领域有一个奇怪的文化跨国传播现象：印度电影绝不西化而保持本民族的特色，却受到西方的尊敬和青睐，成为当今世界多种电影流派中的重要一支;日本电影半“和”半“洋”———和魂洋外，被美国人看成是半瓶子水，但起码还有半瓶水;中国电影追逐全盘西化，结果被美国人看成是邯郸学步、不成派别、几无可取之处。这个文化传播和接受的跨国例证值得那些全盘西化的书法家深思!



　　一、当代书法必须走出抄袭西方误区而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创新



　　一个人没有文化会轻飘飘，一个国家没有文化会危机降临;一个人或国家如果文化沉沦，丧失灵魂的深度，则是最危险的。在我看来，书法在走出西化误区和自我创生中有四种形态：原创性、创新性、标新性和无新性。



　　其一是“原创性”，是跨时代的首创，其新异性将影响后世千百年。“原创”有四个特征：一、它具有经典指向，只有原创的才可能是经典;二、它会历久弥新，人们总是能从中找到新的和符合当下的文化精神资源;三、文化软实力能量巨大，不仅在一个狭小的专业领域有影响，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领域有重大影响;四、按照中国古代的说法，它是“神品”、神来之笔，不可多得，不可端倪。王羲之微醺书写《兰亭序》，等他酒醒了再写一次却达不到那样的高度，这就是“原创性”的不可复制性!总之，经典必是“原创”;“原创”横跨多个领域，具有爆发性的能量，不可端倪、不可超越。



　　其二是“创新性”。它可以“半创”、“四分之一创”，甚至是“微创”也可以。它与成为史载、成为经典的“原创”不同，它会被历史记一笔———创意新颖，人们会为它的新奇而感动;具有一定的当代影响，大抵只能红三两年，其影响超越不了这个时代。



　　其三“标新性”，其标志是成为“事件”，发现什么“吃香”，什么成潮流、成气候，就去参与其中，进而标新立异，哪怕各领风骚三五天。这里顺便提醒一下，有的学者在电视作秀上再往前迈半步，也会成为一个“事件”，但那不是一个真正学者的生存态度。唯新是求的结果是被更新的超越和取代，所以它是短暂的。用周星驰的话来说，“原创性”如果给一个时间是一万年，“创新性”给一个时间是几十年，那么“标新性”则是三五天。



　　其四是“无新性”。无新可言，无新可创，这类作品是生命力还没有发出就胎死腹中，此不赘述。



　　中国历史上对书画有两套评价体系：一种是按宋徽宗提出的“神”、“妙”、“逸”、“能”四品排列，一种是按明清文人的“逸”、“神”、“妙”、“能”四品排列。我仍坚持“神品”为第一品，因为“神品”呈现天地大道，不可端倪!近代以来的书画家，有不少仅在“逸”、“能”二品上下工夫，一些末流书家纷纷做“各领风骚三五天”的事情。如果当代书法家都这么做，那么中国艺术的创新和文化的创新就将被悬搁。



　　在中国新世纪的书法创新上，我强调守正创新之路，即在“正”的上面求“新”，其所表现出的基本美学特征是“正大气象”。所谓“正”，是强调对中国书法传统精神的把握;所谓“大”，意在标举大气磅礴的雄浑书风。这当然有别于时下书法的小巧之风(追求小风格、小趣味、小噱头)。可以说，标举正大气象和正大书风对21世纪中国书法文化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我注意到，中国书法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原创性”消失了，人们今天热衷于把握“创新性”、“标新性”。我们知道，草书的创造和其他书体不一样，其形式更需要在完美之中升华出一种精神冲击力。没有这种生命的激情、磅礴的超越性，写出的作品往往是面目呆板。我经常看到一些作品非常做作，人为痕迹太重，很少有自然天成的境界。我喜欢那类充满天趣才情、大气盘旋的作品，喜欢那种“大书法”、“大境界”、“大气象”。无论哪种形式，哪怕是手札、小斗方，都可以体现出一种“大气象”，都能令人感受到那种大美学的视觉冲击力。这种“大”，一方面表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正”———正宗、本源、根本，另一方面是创新的力度大。一般的创新，可以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添了一砖一瓦。而具有正大气象的书法作品，其中或可以看出“三王”(王羲之、王献之、王铎)，或可以看出唐代张旭、怀素、孙过庭，清代傅山，以及近代于右任的某些笔画结构和精神元素，甚或可以看出草书以外的书法元素。王羲之当年也是杂取诸家而自成一家。他看过大江南北诸家法帖和碑文，而后开创了新体。创新先要守正，只有守正才能创新。林散之五六十岁时字还不够火候儿，到60岁后才有人书俱老的大气象。可以说，只有将书法的阳刚之美、长虹之气中体现的文化性和精神超越性放到首位，进而从书法形式美中能够看到书法后面的学问和人格，才能开始进入真正创新的序列，而绝非拿一支秃笔横涂竖抹就可称为创新。守正创新注重临写与创作的辩证关系，提倡在临写中创、在创中临写、在对传统的延续中创新。以经典为依托，以经典作为书法的广阔地基和坚实基础，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新的创造，乃是真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