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画是这样“洗白”的

　　资深藏家周鹏飞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的一位新疆企业家朋友，有钱之后想介入收藏领域，于是便雇了一支庞大的团队来“长眼”，包括鉴定专家、拍卖行老板、资深藏家等。在他们的指导下，该老板投进了上千万元购入古画。之后，他被圈内人告知，其购买的藏品全部为赝品。一怒之下，该老板报了警，当然毫无结果。这位老板事后问他非常信任的一位鉴定家：“我如此信任你，给了你那么多钱，你怎么连一张真的都不给我呢？”这位鉴定家“无奈”地说：“不是我不想给你，是我不敢给你啊，你若有一张真的，你便会知道现在市面上全是假的！”
　　5：95——这是圈内人对中国古画市场真假作品的比例判断。如此大批量的赝品在市场中充斥、流通，它们从何而来？哪些人和机构参与了制假？谁是其中的受益者？它们给艺术市场造成了怎样的危害？日前，资深艺术品经纪人、炎黄艺术馆副馆长伍劲揭开了赝品从制作到流通的种种工序。
　　假画洗白的六个步骤
　　一个成功的假画洗白过程，一定是将学术专家、出版社、美术馆体系、市场、拍卖行等捆绑在一起，使每一个环节都能得利，方能做成。假画进入拍卖行只是诸多造假环节中的最后一步，是将之前的投入翻倍收回的过程。而对大名头、经典作品造假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集团在支撑。如果首战告捷，接下来还会有更大批的“名家名作”面世。这也是市面上时有大批名家“精品”突现的原因。
　　那么，制假者是如何操作的呢？伍劲揭开了其背后的链条：
　　第一步：圈定一个画家，大多是已故名家，找一些仿其画作的高手，如该画家的学生或其他专业画家等，然后确定所要仿造的作品（有时甚至是创造作品）。可将这些作品交由一人完成，也可由多人按特长进行分工合作。完成后，制假者付与具体仿画者以较低费用。由于之前已有价格等方面的具体协定，且属违法行为，因此参与者并不敢相互告发。
　　第二步：找学术专家为赝品写文章。这时制假者通常会扮演成有钱的收藏家，通过各种途径找大学或艺术研究院的知名学者，以极高的酬金诱惑他们。有些专家会因为制假者的花言巧语所蒙蔽，有些则明知是赝品而装作不知。总之，钱是强大的驱动力。
　　第三步：出版。随着制假者与专家交往的一步步深入，制假者会提出请专家帮忙联系出版事宜。因为当事画家已不在世，要想将赝品的链条延伸下去实现真正交易，作品的来源及出版情况是证明其“真实性”的重要依据。因此，制假者这时会编造一些故事，如：自己如何喜欢艺术品、如何和艺术家的后人或其作品的重要藏家邂逅、如何说服藏家拿到了该作品等。由于专家一般和出版社较熟，且出版社经常处于“等米下锅”的状态，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花钱买一个刊号，自费出版，再交一些管理费即大功告成。
　　第四步：办展览。这一步很容易实现，只要出钱，且不提是对方主办，多数美术馆的场地均是使用多久都行。由此，专家文章、出版物、展览全部工序都具备了，上拍便顺理成章。
　　第五步：调低估价。调低估价会吸引更多人关注，刺激买家们的举牌冲动。尤其在市场低迷的时候，本来买家们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惜买”心理，但同时又心存侥幸地盼望着卖家“割肉”，自己能抄底“捡漏”的好事儿。所以，此时的估价就会格外敏感，如果市场上此时一旦抛出一个远远低于之前市场价格的重量级拍品，立刻就会成为焦点。
　　第六步：继续推出更多的同类作品。造假也需投入大量的成本，如果首次运作告捷，造假集团就会趁热打铁，类似的赝品在各地将陆续面世，鱼龙混杂般被更多藏家“捡”走。
　　层出不穷的假画贻害无穷
　　虽然造假者精心策划了上述种种工序，但也并不是所有赝品都能成功。
　　搜索拍卖行的成交量发现，很多拍卖行都有无穷无尽的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作品，有时数字夸张得令人惊愕，而“成交”甚至“高价成交”的消息也不绝于耳。这主要有三方面因素，一是造假者自抬拍价，故意创造价格纪录，实际并不付钱；二是初入行的“菜鸟”被蒙蔽受骗；三是部分“买卖人”知假买假，以期碰到理想中的冤大头，再高价卖出。
　　值得注意的是，假画的流动性较差，而即使进入了拍卖行，要想撞一个冤大头，可能也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并不是时间越长就越容易洗干净，因为过去的鉴定系统不全面，而现在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了解真品的特点，从而普遍提高了鉴别能力。”伍劲说。
　　伍劲最近写了一篇《林风眠 30年假画局》，详细介绍了造假集团对于林风眠作品的具体造假、传假过程，包括办展、出书、编造故事等，过程之复杂，延续时间之长，涉及人物之多，甚至连上海美术馆的馆藏都蒙上了赝品的阴影。
　　吸引伍劲开始对林风眠作品进行追踪的是今年的苏富比春拍，包括《渔获》在内的部分“林风眠作品”引起藏家质疑。据圈内人士分析，苏富比在此次“拍假”中的具体角色不得而知，但很多细节上的漏洞，尤其是林风眠作品藏家的“大使”身份令人生疑。苏富比在宣传资料上称：《渔获》为1960年丹麦驻北京的彼得森（Lorenz Petersen)大使收藏，大使与林风眠于北京结识，1960年回国时将此画带回丹麦相伴半个世纪（注：英文资料显示此大使是于1962年离开北京，与中文翻译不符）。但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现，1959年至1962年丹麦驻北京大使名为Hans Berpelsen。丹麦大使馆工作人员亦表示：“查找了历任驻华大使名录，均没有Lorenz Petersen这个名字出现。”伍劲认为，苏富比要核实藏家的真实信息非常容易，“让藏家写个证明或者出来接受电视采访，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为了成交，这是平时拍卖公司愿意做的事情。”但苏富比显然没有进行这道简单的工序。
　　近年来，诸多拍卖行故意拍假甚至拍卖行的专家与制假者暗中勾结的传言也甚嚣尘上。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一年前，吴冠中伪作《池塘》经内地翰海拍卖公司高价卖出，后由吴本人确认其为伪作。而本次苏富比拍卖的《渔获》等所属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主管李亚俐正是彼时翰海的油画部主管经理。
　　“现在都是假画当真画买。中国的书画市场为什么价格上不去？张大千、齐白石等人的作品为什么只能达到张晓刚等人作品价格的1/4？全是混乱的市场造成的。”伍劲说，无穷无尽的假画投放耗费了一批又一批收藏爱好者的钱财，且永无翻身之日。“作假的人赚钱、卖假的人赚钱、拍卖行赚钱、相关的机构赚钱，甚至媒体也赚钱，这个长长的链条把整个行业的基础伤害了。这一乱局不加整顿，中国艺术品市场就没有健康发展的可能。”（记者 高素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