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要为人类的最高文明奠基 ——《艺术市场》与人文艺术家周天黎对话

饶宗颐书赠周天黎：孤峰顶上

废墟上的沉思——周天黎1990年在北京圆明园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7月16日文章《时代呼唤艺术家为中华文化艺术复兴奉献思想、精神与好作品》摘录：

周天黎对当代中国绘画探索前行的战略意义并不是仅仅体现在一些笔墨技巧上，而是她“红尘浪里，孤峰顶上，尚思尚行”，始终保持“以一颗为中国文化命运怦怦跳动的赤子之心”；更体现在她经历生死记忆、见惯云涌风起及看到许多狰狞的面目之后，依然相信人性不会泯灭，坚守循善取义；她不但富有批判性，更富有真知灼见的建设性；她提出、弘扬、实践的人文艺术精神，散发出炽热的正能量！ 

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文化史，自古以来文化既是精神的领地又是道德的高地，真正高尚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粹炼累积而来的精神品质和思想结晶。周天黎在2011年就发文警示：“在物质占有人性的生活方式成为主流生活的社会，中国文化艺术界人文翘楚的一群，更要为思而在，远离聒噪的文化超市，敢于勘破貌似主流正统，实为权力异化后形成的不良文化环境。我们要穿越现实与精神的迷宫，贯通智识与性灵，在错综复杂的乱象中分离出能代表人类正确文化方向的现实状态，从聪明头脑运作的高级生存者，趋升为心灵指向的智慧的诗意存在者，并以面向整个人类优秀文化的对应姿态，在艰难中去重建遭劫和被毁的精神家园。”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周天黎说：“艺术家不是画匠，用图像传达‘道’是艺术之‘道’。中国绘画历史上表达强烈人文思想性的绘画不是很多，因为除平常的画家难以调和解决思想的理性与图画的感性之间的矛盾外，追求真理、表达大爱更不是那种简单的一般性的创作情绪，需要有良知与信仰的力量，需要把洁身自好、坚守善美等当做精神底线和艺德追求，需要高雅节操的文化基点、无所畏惧的文化胆识和文化傲岸性格。所以，我要向那些能‘图以载道’的画家们致敬！” 

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很重要的一点是体现为一种对社会、人生意义的理解和价值判断、对完善人格的追求。不管是传统派、融合派还是什么派；不管是身居庙堂、学院学人还是民间的儒释道，真正的艺术大家、大师和思想人物，静居凝思中，既面对无限浩瀚、布满星辰的无边外宇宙，同时又面对自己心胸内部布满情思的无边内宇宙，他们所面对的绝不是世俗渺小的、过眼烟云的功名与财富，也不会在那么多喧嚣噪杂的世俗名利场上忙碌地奔波。而智慧的痛苦、心灵的正直、良知的责问、思想的启迪、思考民族的前途是其必然的精神特质。 

周天黎在《艺术沉思录》中犀利地指出：“坦率地说，我很反感有的人把西方主流社会已抛弃的糟粕当作实践来介绍，处处扭曲嘲讽作贱中华民族铁马金戈、锦瑟银筝、铁板铜琶的浩然正气，把金钱、物欲、自私、暴力之类无限地夸大，在填满自己钱包的同时也将肮脏的东西灌输给社会。我也不屑于阿Q的后代们那些非理性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及文化民粹主义的作秀表演；有的是抗拒现代化主流文明病态滥觞中的卑鄙投机者。”（见2012年8月11日《美术报》）她发出的声音击中时弊，振聋发聩！ 

（全文收入浙江大学出版社《思想与艺术》一书，2019年1月）

周天黎说“周天黎” 

《艺术市场》：自从内地许多报刊发表你的绘画作品和文章至今，周天黎的“形象”经由媒体呈现，多在画家、文化学者、艺术思想家等几种定位，请介绍一下“周天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周天黎：不管媒体语言概念或是人们的猜想是怎样的，其实，周天黎只是中国众多画家中的一位而已。东晋名士殷浩说得好：“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我当然先是一位清亮坦荡的画家，然后才谈得上其他。 

驱动我人生的三种激情：渴望艺术、追求知识、对人类的苦难抱有情不自禁的怜悯之心。艺术求索上，我正在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像样一点的人文艺术家。“我若为草，必萋萋以摇绿”，与其他有精神向往的同道者们一样，跋涉于艰难的艺术追求之路上，不管是高翔之上，还是深埋之下，我也常常会有心萦风声，神驰雨声，九曲衷肠回荡，独立苍茫，万千景色萧萧之感。 

所有文化形态的根本指向是精神信仰，然而在信仰和执着求真意志的缺失，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泛滥，世态人情堪忧，现实利害影响无处不在的生存中，作为区别于本能动物的一个人，我除了相信昊天有德，天行有常，相信真善美，又还能相信什么呢？这种信念，无法目测，但是，它像一盏心境里的明灯，导引着我，认同高贵、理想、正义、博爱与悲悯。“善，包含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早年，当我面对混沌的社会现象而第一次读到柏拉图的这段话时，犹如沉闷黑暗中豁然出现的一道光，在我眼前划过。使处在历史发出诡谲冷笑、迷芒彷徨的我，有了信心的定力，人生于岁月推移中粹炼，丰厚着生命底蕴与艺术的容量。 

哲学的理论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人是点，众多的个人组成了线面和体，也就是家庭、社会和国家。不可否认，汉语思想史从《诗经》始后，对人、对一个人的意义诠释逐渐淡去，更多是风俗、时代和集体文化，以及那种来自历史深处的忧虑。在拒绝接受新事物、新理论、封闭保守、且滞迟社会发展的封建统治思想体系中；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封建礼教和文化糟粕里，许多美好纯真、想自我超越、负荷自由精神的人，会在这样的人间道场中被消失殆尽。 

历史是不断解蔽祛魅、不断豁然开朗的过程。蓦然回首，历代的画家、儒生和百姓其实大都处于一种跪拜的势态，反映出对人性认知的莫大缺陷。某种意义看，《清明上河图》的社会学图景和工艺品绘制性质要大于绘画性的艺术抒情。我看重现代转型中的个体价值，我一直认为，生命是从个体体现，特别是艺术家个体的生命沉思，对艺术的意义犹为重要于一些群体性叙事，更多的杰出绘画作品也只能出自个人的自由创造。进一步而言，若无个体独立的思想求索和自由的灵魂，就无法突破中国绘画渐入因袭的蹇钝之局，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更谈不上能否产生真正的艺术大家、大师。其实，我讲的这个道理、或是说艺术规律，只是在重复一个常识而已。 

我多年前就说过，哲学意义告诉我们：“人为万物的尺度”，人文主义通向社会正义的思想逻辑清晰而明确。人文主义是我艺术的核心价值和人生哲学枝头的怒放之花。当代，在人文文化的词句已被滥觞之际，一个艺术家把自己的艺术创作与人文相连，就必须在建构意义上清楚地对价值立场作出判断，这是评介论证每一个艺术家成功于艺术鲜明的思想性、创新性、精神性和时代性的基本要素。我们所处的社会仍在大幅度地调整，小艺术迎合时代，大艺术引领时代，格局太小，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及随波逐流。大思想家和大艺术家往往诞生于时代的撞击之中，“是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艺术是以生命为向度的一种文化形态，艺术要去支撑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艺术要为人类的最高文明奠基！这也是当代中国艺术创作的哲学出路。 

 “现代生活就像一条激流把人们裹着往前冲，人变得不再沉思，而且害怕沉思，不再有内心生活，仅仅活在表象。”我把尼采的这段话作为格言抄录下来，是为了时时警省自己在众声喧嚣下要驻守精神的阵地，不要在不知不觉中精神堕落。评鉴世事，我明白生活本来由意见构成，而意见就是政治的这个现实道理。但是，诚如叔本华所说，要么孤独要么庸俗。我总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需要从包罗万象中抽离，站立于一个更为高耸的位置上，以深刻的感悟去描绘出现象表面之下、蕴涵着有生命意义的故事。艺术家还须有深厚的悲悯性情，如果艺术家具有了这种人性的光芒，它可以影响艺术家及其作品走向优秀与伟大。 

中国历史上曾被视为天书的《黄帝阴符经》讲到：“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生命是有灵性的一种非物质结构，存在的诗意，不在于物质文明的外观，而在于生命本身的内省。人茫然于精神本身的高维性，就会拉低人的思辨格局，人心也往往会成为罪恶的渊薮，而人心的虚伪败坏是最大的败坏。 

普希金在阅读描述形形色色贪婪和腐败的《死魂灵》后感叹道：“上帝就像我们俄罗斯一样忧郁！”艺术家在通晓世故时要守好自己的本心，纵然难免常常置身世间污浊、攘攘阡陌、颠簸劬劳，仍秉持发轫之初，风光霁月，内里澄明。上帝创造的阳光、雨水、食物、爱与男女关系都是好的，但也有必要反思，如果人类不懂节制并放纵，这些祝福最终会引发人类的不可遏制的灾难。 

绘画上，不以作品的过度世俗功利定位自己。对创作与现实的关系的理解，指向上往往会成为作品思想性确立的一种尺度。物化漫卷和思想的贫困合谋，缺失了对时代、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缺失了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个人品德的恪守、对家庭社会的承担，所谓的艺术家又还剩下多少的意义呢？杰出艺术家和杰出的艺术作品是无法从轻浮和软弱的精神结构中所产生。现在美术界想拿局促的精神和灵魂，在上帝的当铺里作抵押换回现世实利的人不少，切莫浮华过后，徒留一地荒凉！ 

我要强调笔墨情趣仅仅只是认识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个方面，可这不是绘画艺术的根本要义所在。中国画中笔墨固然重要，但更要格外重视画作的文化内涵与精神思想层面的提升和挖掘，因为只有上升到思想和哲学层面，才能令艺术真正的伟大。停留在表面经验是中国画家群体的致命伤，而只知道“怎么画”（这只是绘画艺术的皮相），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而画”“画的作用和人文意义该怎样体现”（此乃绘画艺术的骨相）等问题，纯粹为了笔墨而笔墨，为了技巧而技巧，这样的作品在思想史和艺术史研究上无太多价值可言。 

周天黎  《迎春花涌动地来》180 x 96cm  2006年

审美活动是精神活动，不是物质生产，一个不甘平庸的画家一定要坚持“写我心画”，丝丝入扣的命运安排中，去感受生命与命运的激烈抗争，敢有歌吟动地哀。疲惫时仍要叩击出荡气回肠的孤独呐喊，宠辱不惊，磕磕绊绊，筚路蓝缕，不断探索，努力去创造出一种独一无二的“我只有是我”的艺术，为新的时代增加一种新的具有人文意义的艺术价值。同时以高尚的文化信仰去拥有高贵的艺术之魂，去直面一世的烟雨与波涛，顽强地展示出自己的艺术生命力。 

杰出的艺术家要守得住创作生涯中的孤独和寂寞，不迁就，不趋附，不被左右，敢于在风雨中独行，敢于去打破群像的老套布局和呆板的程序化，承与变，努力以自己的生命意志去创造出一种独树一格的生命意境。往往，有生命力的文化艺术，犹如无拘无束地开在大自然中的野花野草，向着太阳轻摇，向着太阳发笑；听贯风的温柔，听贯风的怒号；开了落了，落了又开了。福楼拜说：“艺术广大之极，足以占据一个人。”时光的沉淀，雕琢出真正的自己。

歌德去世后，灵堂的门上方，用银色的大字书写着引自《赫尔曼与窦绿苔》的诗句： 

死，它那令人震惊的面影， 

对于智者并不是恐怖，对于善者并非是终。 

死逼使智者认识生，教他如何行动， 

死使善者坚强，在悲戚中怀有希望与将来的荣幸， 

死使智者和善者永生。

有一次我在凡·高墓地凭吊时，我曾忽然联想起上述歌德灵堂上的心灵祭文，我敏锐地感触到它似乎在昭示一个道理：生命的结构是很复杂顽固的，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人的生命难以升华；生与死，不仅仅是一个永恒的哲学主题，也是一是永恒的文化命题。任何一个艺术家想登上艺术峰巅而永恒不朽，在艰辛的艺术求索之路上都离不开对生与死的深沉思考和对艺术家天职的坚贞信守。否则，绞尽脑汁、皓首穷经，也画不出特定时代的重要的艺术经典。

周天黎  《新绿》 118 x 96cm  2019年

 “笔耕者，肺腑宣泄也” 

《艺术市场》：你的文章学识丰厚宽博，感情凝于笔锋，引经据典间常有直觉断语，用词偏于古奥，形成独特文风。请介绍一下阅读经历以及从事写作的缘由和经历？ 

周天黎：由于我的成长期正好碰上十年“文革”，在那样的社会生态环境下，我读到的书并不多。但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基因，我从小除了爱好画画以外，还对古代铭文与考古学十分迷恋，像是被某种神秘的诱惑所吸引。故此，对古代的政治文化历史演变也必须要有所了解。 

在年少时，我就想方设法在考古学者和父辈们的指导下，陆陆续续读了古代的一系列名著。《山海经》的自由人格风貌、以及《尚书》记载中残留着的人文文化传统等等组成的古代文化景观；越过殷周之交、姬昌演易、周秦之变与二十四史的云遮雾障，历史的秘密和历史的真相，就会极为骇人地显露出来并且一次次重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忧心于国亡，寄情于山鬼，在孤寂的流放中吟唱出了《离骚》；汉末文化精英空前的勇气和空前的牺牲精神如同夜空中闪烁的群星；从诗经、楚辞到汉赋，汉乐府到唐诗、宋词和元曲都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灿烂瑰宝，以其特有的魅力滋养着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荡荡天门万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这是宋朝邵雍《梅花诗》的前两句。诗句立意高远，气势弘阔，读来简练，却意味深远。这一天问的背后，包含着千百年来古人对生命的探索。 

曹雪芹的《红楼梦》无疑是最具思想深度的作品之一；蒲松龄寒雀抱树，秋虫偎栏，在昏冷的孤灯下与魑魅魍魉共舞于聊斋，揭示和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邪恶势力与世俗顽固；章太炎和他的学生鲁迅那种在备受时局煎熬中形成的秉笔行侠、犀利老辣之文风，切中肯綮地表述着文化的春夏秋冬；

陈寅恪晚年呕心沥血写就的《柳如是别传》，从历史的雨蛀风蚀和王朝的几番兴亡中，慧眼独具地看出了一个风尘女子的人文价值和历史内涵，其深透一如之于人类处境的洞若观火……这些中国历史清晰可辨的文化烛火，给我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后来，在欧洲，在香港、台湾地区又读了不少文学艺术、思想哲学方面的著作。过去，在内地要读到一些人文与思想性著作有些困难，这会造成知识结构与理性认识上的局限，造成不少人上苍赋予的才华不菲，而生活给出的跑道太短的局面。我想，在追求知识的海洋里，读书应该是无禁区的，思想应该自由地飞翔，学术可以有规范，思想却不能被羁缚。现在画家群体中阅读这些书籍的人也是很多很平常的了，这是好事。 

阅读是成长的阶梯。多多阅读可以帮到你的思想求索，感而遂通，拓宽艺术思路。虽然时间溶解着生活，仍能保持精神灵明，择善固执，筑起心灵的诺亚方舟。即使双脚在泥泞中跋涉，也可以支撑你的灵魂总是仰望着蓝天，因为你能感受到知识和自由的力量。 

雪莱说过：“不是心坎中流露出的诗通常不是真正的诗。”写文章又何其不然。所谓笔耕者，肺腑宣泄也。关于写文章的个人特性，我只是努力并尽可能真实地把自己所见、所思、所悟表达出来，而不是为了要写出何种文章而写文章。而且往往在非提笔不足以平和自己内心强烈的叙说欲望时，才动笔写出文字。然后，把写出的文字放一些时日，再拿出来看看立论和观点是否明确，再理性分析分析是否有现实意义，再修改修饰后，才拿出去发表。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陈寅恪语）写文章和作画一样，可以做不到一方砚田、万点血喷；也不一定要志在河汾，壁立千仞，屈指叩击出天问之音；甚至不必一定要有洞悉人性的笔锋。但是不能无病呻吟，不可故作姿态、随风偃仰，不苟同俗见，不能唯诺地去媚俗权贵，更不能丧失基本的良知与道德，为虎作伥。作者对人类的命运要作纵横观，努力地去捕捉时代的脉搏，并为之燃烧，发出光，敢于哗哗作响。断崖啼鸟，悟道空蒙，也不要太在乎“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庄子·大宗师》有曰：“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我想只要为文者心地正，动机纯，多多“反求诸己”，这样坚持久而久之，在信息爆炸，文满为患的当代世界，慢慢自然会形成一种不同俗流的独特文风。

周天黎  《绿霓紫冠景色异》  95x180cm  2019年

 我的“精神之王” 

《艺术市场》：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哲学诸方面先贤辈出，哪些人于你最为倾心？ 

周天黎：真正的文化大师与思想巨人，必定会散发出在忧患岁月磨砺出的历史智慧和人格光辉，对精神时空附之一代一代的丰富内涵。正是因为有这么多阅尽世界悲欢和历史沧桑的人物存在，人类才拥有壮丽的精神文明。如果没有他们的龙吟虎啸，整个人类历史的星空会黯然失色。所以，敬重圣贤是人类自身救赎、灵性、德慧的现代凭籍，是高擎新世纪理想主义火炬中的旷达颙望。 

是啊，日月星，天地人，你我他，总有一个时间的节点，能够唤醒久远的记忆和沉睡的感情，让人们在历史的坐标里，仰望崇高、砥砺精神。这对已经启幕的第三个千年文明的中国，有着犹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仅我个人来说，古今中外倾心的人物真的很多，可以说厚厚叠叠。从近几个世纪来说，中国的是王船山和顾炎武。外国的是伏尔泰和托尔斯泰。对我而言，他们是寥若星晨的精神之王，却构成最高贵的绚丽多姿的审美激情。浮生行吟，砥砺心志，慎思之，笃行之，风风雨雨伴随我的一生。 

他们使我认识到：兽性与生命本能同在，兽性本能会发出疯狂凶恶的呼嗥，只有精神信仰和道德可以驯化人类生命中的兽性。人性最黑暗、人性最光辉，有着天使及魔鬼的成份，抉择的过程却意味着精神的内在搏战、灵肉或神魔两极的煎熬。而且必须自作主宰，其意在此，其义亦在此。 

王船山所言：“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王船山对我人文艺术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我曾伫立在湖南岳麓书院王船山画像前长久沉思；我认为顾炎武“学以经世致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之论，应是作为知识分子艺术家自我勉励的箴言。 

伏尔泰打破了封建专制主义价值传统，一生为思想和自由和平而战，代表了当年欧洲整个启蒙运动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启迪了民众的心智，并且影响了整整几代人，故我两次去到巴黎先贤祠，与伏尔泰灵柩零距离接触；托尔斯泰在俄国当时沉闷的政治生态和重重矛盾的社会现实中，身体力行地倡导超越阶级冲突的人道主义，反对暴力与奴役，主张奉行合法的生活义务和合理的生命法则。这些，都是我的重要思想来源，也使我解颐之愉中常有“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的感受。 

长河中行程崎岖的历史告诉我们，假如我们以十年百年为单位审视历史，瓦釜雷鸣的心神俱伤、苍生之危的心扉深痛、以仇恨为基础的恶，都是无可免绝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他的老师闵可夫斯基创立的四维时空理论也提示我们，历史在时间向度上，经常不是直线递进的，文明不单单是伴随着幸福、而同时也是伴随着罪恶而进步着。不必畏惧历史在行进中突然抽搐所带来的那一阵负面刺痛，艺术家自身不可茫茫然、戚戚然的彷徨，昏昏然、蠢蠢然的晦气，要敢于直视人生旅途中的伤痛，敢于成为丑与美的逆转者和时代精神文明的催生者。 

深思甄别，伪智邪智皆非智慧。伪智貌似智慧，其实愚蠢；邪智貌似聪明，其实邪恶。文化思想上，我是明确反对一些浮嚣、狭隘民族主义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和做法。一个“必”字，道出这种以孤立、保守、排外和捶胸顿足、惧怕先进事物为特征的夜郎式自大。大艺术家当然要有“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气概。我们要警惕那种无赖式的专横、街头小流氓式的猖獗和极端语言暴力渲泄效应的疯狂；我们决不能掉入那种偏执的、自我作贱又排他性崛起的精神泥淖。19世纪英语文学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乔治·艾略特说过：“常言说知识就是力量，殊不知愚昧也是力量。知识去慢慢建造，愚昧来顷刻毁灭。知识的力量在于真，在于谨慎，在于辨别，在于分开或然和必然；愚昧则是一个乱冲乱撞的瞎眼巨人，玩弄文明的基石于鼓掌，咨意而为，把欢乐之所埋葬于深渊。” 

《礼记·中庸》有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长衫落拓与西装革履中产生的智慧都是人类共同的智慧。我鼓励年青人要耐心地去读读世界名著，它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培养一个人的人文素养，让你心中有一种正确而优雅的为人处世观。而且，它还凝聚了世代人类思想艺术的精华，可以陶冶思想情操，给人以深沉的思维空间。 

人类现代文明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先进思想引导落后思想，相互碰撞、学习、借鉴、交融，从而更快走向成熟，不但不应视作为现实功利，而要从哲学意义上认识到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文明的进步也不是对异族和器物层面的征服，而是追求人类彼此启示、彼此欣赏、彼此关怀和世界大同、心灵自由与每个人的尊严。

 我一直认为，已经拥有了几千年生命力的中国文化气象流溢，刚强坚毅，灵秀俊朗，风度挥洒，自然倜傥。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没有文化的高度自信与包容，就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和新时代的价值谱系。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成熟有赖于人民的成熟，豁达开放的和谐社会的成熟体现于文化精神层面上的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深入骨髓的平等观念。

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

灵魂深处的法制意识。

无需提醒的人文意识。

理性思考的独立精神。

周天黎 《荷韵》 79 x 69cm 2019年

 “五四”精神并未过时 

《艺术市场》：今年是“五四百年”，回顾自“美术革命”以来各种主义、流派等，你如何看待这一口号以及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和局限？ 

周天黎：这个题目有点大，狭义和广义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有全景透视，有瞬间描述，有理性分析，有感性复原，也不乏对中国文化历史命运的洞察，看到历史的桑榆之下凝聚了百年的沉重。 

我如果再去说得更宽广更深刻直白一些，甚至生死回视，空间霹雳，可能会超出刊物的发表尺度。归纳的来讲，头脑层面上的智力开发和内心层面上的审美导引则是历史在人文层面上的动因。有感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未止步，所以，我认为对当代中国美术探索前行的战略意义并不是仅仅体现在一些笔墨技巧和绘画风格上，更关键在于思想视野上，在于体现为一种对社会、人生意义的理解和价值判断上。 

拿破仑对这个问题说得很在理：“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秉要执本，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之所以伟大与不平凡，是因为有伟大的思想，而一个没有伟大思想家的民族、一个丧失了哲学智慧能力的民族、一个不再分享思想的喜悦和感念的民族，可以说是一个不健壮的民族，如果思想死去了，这个民族会弱变成一位步履蹒跚的年老乞丐。 

逻辑性的大胆怀疑是智慧的开端，由其衍生的批判精神是一个时代进步所必需的过程。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分析精神和实证精神，构成了科学的思考方式的本质。尽管杰出的思想者，总会遭受到很多的偏见甚至不公正的待遇，但正是这些有思想的精英人物，才是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清醒者、反思者。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新旧观念相互碰撞、相互交融、逐渐演进的过程，在这个实践过程中产生与不断完善的进步思想，可以催生一个民族的伟大与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如果以此为逻辑立论来看“五四百年”中国文化的发展，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中国近代史上从林则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到洋务派改革学校制度，到推翻两千年帝制的壮举，就是一部受西方文明感召的历程。心灵是生命自由的依据，西方文化通过“文艺复兴”的精神运动，彻底否定了中世纪的精神专制，而当年的“五四”运动，在西方现代文明思潮的冲击下，历史性的开拓了中国国民的认知疆界，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国民个性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对被元、明、清三个封建王朝血淋淋的残害打断双膝、丧失了应有脊梁骨的知识分子，注入了新的元气，促进了人的灵魂与精神的解放，从而形成一种打破近千年来封建精神枷锁的进步思想。 

尽管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要焕然一新，可能需要百多年的岁月、几代的光阴。但是，现代文明与野蛮落后的缠斗中，良知立命，凌波成赋，奇崛狷介，峥嵘头角，“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更应为“五四”之精髓，回荡于远水苍山，见证着文化启蒙之于历史，有着何等惊人的创造力！ 

当年陈独秀与著名佛学家、现代美学家吕澂联袂提出“美术革命”命题，有其自身特定的历史条件。其“革四王命”的呼吁和对传统的反叛有其合理性，但作为激情革命活动家的陈独秀从艺术服务于政治的思路，战斗檄文式地将其美术理论局限在“必须用写实主义”为唯一方向；更高层面上是“美术革命”运动（或称思潮），没有认清楚伟大的美只能由自由心灵创造的这个美学本质，同时取决于人们在美学上的感悟程度；没有去深刻揭示顽固强大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得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在艺术进步观、艺术多元论和对自由人格完善上来不及从思想理论上更多的启蒙展开与更深入透彻的阐述，就在以救亡图存为号召的各种激进潮流导向下，很快嬗变成“二元论”思维模式，甚至简单地被一股革“中国画”的革命浪潮所掩没。 

为此，1921年，以乐观态度面对现代艺术到来的陈师曾，从中国绘画内在规律认知出发，以白话、文言两种文体发表《文人画的价值》的重要文章，对如何看待中西两大艺术思想体系的联结问题，比较全面地表达了自己的艺术观点，一直影响至今，留下一片有着晶莹露珠的清馨芳草地。 

除陈独秀外，康有为、蔡元培、鲁迅、胡适等人对中国美术都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承接古今之变，然步履维艰，任重道远。创作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在世上留下自己包括精神和思想在内的痕迹。我认为冲突与震撼之中的文化更新不太可能完全离开传统而独立地完成，因此主张以新文化的澎湃之力扫荡旧传统之弊，并融于创造新文明的再生之源中完成新的价值重建。故相对而言，绘画上，我比较接受康有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合中西而成大家”的改良主张，希望自己能逸能厚，能墨能彩，葆有中国古风，俱当今画品，抽象与具象之间，走出一条既有现代精神、又有民族传统的艺术新路。 

我要强调一点是，艺术一个时代接着一个时代的向前发展，来自于不断地探索，而探索又来自于嬗变，把许多人认为是终点的地方，作为自己的起点。敞开胸怀承受外来艺术思潮的撞击，深刻体验现代环境中的个体视觉经验，由变革进而开新，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画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周天黎  《孤卓立大野》  180 x 96cm  2008年

我们要宽容地理解每一代人都会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我从今天的人文视角与学术立场而言，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复旧复古，不能颟顸地往回走，去迎合历史坟墓里的酸涩回音；我们可以哲思地往回看，往回看的目的，是为了从磅礴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现象中，熔炼出有利于生命意义化、人格高贵化和情感优美化的精神原则，为现代转型和创新性转化倍增动力。 

陀斯妥耶夫斯基说得好：“美将拯救世界。”我要忠告并寄希望中国美术界的青年朋友们：每一个新的时代总是期待着大灵魂的生命激情！不要为自己的艺术思想套上铁锈的桎梏而不敢展翅，要明朗地面向星辰大海，冲破狭隘之气、小家之气、恶俗之气和没落之气，渴骥奔泉的倾情纵横！不以创造性为依归而单纯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是艺术创作的一大歧路！ 

我很认同这种观点：“五四”精神在今天并没有过时，我们应该在“五四”精神的照耀下审视、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也就是在民主和科学的引导下去汲取我们的文化资源。

中国文化命运一次次从惊涛骇浪之中渡过危机的严峻史实告诉我们，如果心灵之光熄灭，如果精神创新和对永恒真理的探索一旦中断，文明也将颓然终结。眼光放长一些看，人类社会求新求变、求进步求发展的向前演进是不可遏制的。因此，文化与艺术也需要认识论上的不断升华。任何一个时代，文化的繁荣，艺术的辉煌，是无法从世故大于思想，利益甚于辨析中开风气之先，从此建树起来的。所以，特别对置身中国历史语境的艺术家们来说，只有超越了生存之道的谋求，在有关存在的思考践行体味中，才能真正接近与进入艺术大家、大师之列，才能在美术史上留下真实可喜的一页。 

另外，我要再一次指出，中国美术史上，历代大家大师所创造提炼成熟的笔墨技法，既是一笔财富，但对不思进取的人来说却是一种包袱。不断抄袭拷贝下，众多猴子式的模仿中，衍生出陈腐、低俗、虚假、僵死等等积蔽与顽症。一个真正杰出的艺术家，不会陷入思维堵障与精神板结，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必定会有一种强大的叛逆精神。因为在艺术上，一个不叛逆的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也无法展现其强大的原创力的。而缺乏原创力的人，只能成为画匠、书匠及抄稿者、复制者。因此，以某种角度而论，在艺术上，叛逆的程度越高，原创力就越强。

周天黎  180 x 96cm 《日晷》  2017年

 爱国爱港是香港文化主流 

《艺术市场》：你艺术成就令人瞩目，著述甚丰，有颇高的声誉。作为海内外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杰出艺术家，你对香港文化现状有那些观察和思考？ 

周天黎：乱世星火天有记。据出土文物和史实记载，楚、汉文化在秦汉年代已在香港有所交流。唐朝正式在今日的香港屯门区设镇驻军。香港最早的书院是宋代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进士邓符协在今日香港锦田区创建的“力瀛书院”。邓符协死后葬于今日的香港元朗，其坟墓至今保存完好，由于该大墓“山腰横向入穴、把棺横吐而入”，风水设置奇特奇好，被誉为“仙人大墓”，成为许多人观看的亮点。 

1874年2月，近代著名维新思想家王韬，在香港创办了我国近代第一家影响极大，倡导以言报国、变法自强的报纸《循环日报》，该报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激荡鼓应，主张为振兴中华、抵御外敌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这里，在中国近代史上人民斗争高涨期间，还一度成为进步思潮的活跃之城，对社会变革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过去百多年间，香港曾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故此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层次影响，但又从未脱离远东文化版图。上世纪中期，内地许多文化学者和文化名流移居香港，以香港为人生驿站和文化驿站，酿造成华洋融合的独特文化。 

从19世纪的转口港，到20、21世纪的国际都会，其金融影响力和纽约、伦敦并驾并驱。独特的社会环境与历史元素，使各种文化在香港不断发酵，世界各地的文化也持续影响香港文化，但其原始记忆仍是中国文化，怀念着那片曾经诗酒流溢、弦诵烂漫、产生了孔老孟庄无数先哲天才、有着充满无限生命哲理、有着悲怆英雄史诗的神州大地；向往着那茂密翠绿的丛林，清澈见底的河流，一望无垠的草原，纤尘不染的湖泊，洁白如雪的沙滩，巍峨苍茫的山峦……并在历史的折叠和岁月的动荡中躲过了文化上的剧烈迭代。甚至可以说，骨子里始终带有传统中国人的精、气、神。 

回归祖国后的香港特区政府，“一国两制”的政治架构下，“多元发展”、“尊重表达自由”、“保护知识版权”、“民间主导”、“与世界建立伙伴关系”等，一直是官方对文化艺术立下的倡导原则。有内地的学人著文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是“次生性边缘文化”，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读误解，我不同意这种肤浅片面的观点，这只是看到香港商业化功利发展的一面，而没有了解香港文化思想和各类艺术创作蓬勃生动的一面。更不了解深埋于香港人心中那一份由中华文明熏养出来的、可贵的爱国情怀。 

回顾一下山河凿刻的皱纹：香港有一个“宋皇台”，1278年，中国宋朝皇帝宋端宗赵昰和赵昺被元朝军队追杀南逃避难，途经香港九龙半岛的一座小山。他们曾到了山上一块估计约有300公吨的巨岩边休息夜宿。后来赵昰病死在香港，在弥留时遗下了一份北望的嘱咐与无奈的宿命。而赵昺则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崖门镇）海战战败后自杀，数万军民相随跳海殉国，十分惨烈，大地恸哭。在“崖山之后无华夏”的嚣嚣声中，附近的民众却自发地在那块可以容纳50多人的巨岩上，刻上“宋皇台”三个大汉字，表达对外族入侵的愤懑和不忘亡国之耻。 

后来本地人担心激怒元朝的皇帝，为避免遭来屠杀之灾，将“皇”字改为“王”字。虽还一度遮掩，但这古迹在当地人民千方百计的保护下，一直得到保存至今。当年遗民南渡，华夏衣冠，长存于香港弹丸之地，现在宋皇台公园成为香港的一个著名景点，假日里，当地人还会带着小孩子到此讲述这段历史，斯文慷慨，代代相传。可以说，香港在一千多年前，就是一方具有爱国精神的滚热土壤。如杜鹃啼血，如海鸥鸣涛，历史的跌宕起伏中，中华民族的人伦底线从未失守，而这种人文温度一直默默地蕴藏在人民的热血里。 

鸦片战争时期，香港就有义士主动为中国军队通风报信。宣统元年（1909年）秋，孙中山、黄兴在香港成立同盟会，进行较大规模的“反清兴中”活动，策划了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香港社会都给予了大力资助。起义失败，令苍天都欲哭无泪之时，又是香港人士出钱出力，西风残照、喋血唾面，冒险为死难烈士收拾尸体。这和香港浓厚的支持社会正义进步的家国文化情怀是分不开的。100多年来，孙中山、黄兴等人士的活动场所一直得到良好保护，从未被破坏。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出资购入，并耗资9100万港元修葺，统筹改建为孙中山纪念馆，成为人民的纪念胜地。 

至于香港社会在抗日战争中对内地抗日游击队的各种支援更是多不胜数。近些年，在内地遭遇几次大水患、大地震自然灾害时，香港同胞倾力动员，演艺界纷纷出动，参加筹款义演，不遗余力地送去了热诚的关怀和慷慨的帮助。 

香港被外割百年中，中国文化之魂和精神的故乡却从未丧失，永不沉灭，更从未曾与内地同胞相割离，香港广大同胞始终与内地同胞心相连、情相牵。我们要看到，爱国爱港才是香港文化的主流，任何人无法剪断那根血水相融的脐带。优秀电影《十月围城》形象地再现了1906年10月的香港，为保卫孙中山在香港的人身安全及支持辛亥革命，香港许多志士舍身取义，血染刀刃的英雄故事；金庸这朵武侠小说奇葩之所以能产生于狮子山下，也有其人文历史和文化环境的必然性……

周天黎  《六月荷华立中庭》137x70cm   2015年

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影响着社会的文明理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内地与香港热烈的文化艺术交流，使香港文化的内倾态势越来越强，使本身与祖国正宗主体文化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香港文化快速与母体文化融汇，从而促进了香港地区中华文化的复兴。 

目前，在特区政府的资助下，香港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不同类型的艺术展览。一年一度在香港举办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展，有来自全球35个国家的顶级画廊参展，展出包括油画、中国画、雕塑、装置、版画、摄影、影像及多媒体艺术。也吸引了世界众多收藏家云集香港。佳士得、苏富比这两家世界一流的拍卖公司先后在香港开展艺术品拍卖业务，它们相互促进，完善规则，开展良性竞争，进一步促进了香港艺术品市场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艺术品市场每年的成交总额屡创新高，很多艺术品门类的最高成交价格都是在香港市场刷新的。 

还有，如杭州西泠印社这样在全球华人世界有品牌效应的艺术社团，在这里开设“西泠学堂”，颇受欢迎。另外，香港近几年优秀的女性艺术家比较活跃，除了像香港“天趣”这样的艺术机构致力于推广女性艺术家以外，和香港许多大财团乐意资助女性艺术展览有关。 

当然也不必讳言，香港社会也碰到了深层次的问题，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由于香港地价和房价不断攀高，生活压力增大，许多画家忙以教画为职业谋生，并且生活在中下层，社会地位不高。有的读书不多，没有深度，艺术上也有待提升。只有少数具有中西教育背景的艺术家活跃在社会上层，一幅作品可以卖到几十万港元、几百万港元、甚至上千万港元。当然，小街陋巷，漆黑楼层，曲径通幽，藏龙卧虎，也会有一些优秀的画家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被公众所了解。整体上和内地美术界的状况有些相似。 

想想自己也曾经年轻过，岁月并没有完全带走人生情感上的喜、哀、怒和砥砺奋发。但毕竟已过了知天命而到耳顺，本身时间又不够用，以及不喜欢尘嚣热闹，因此甚少参加香港群体性的艺术活动，但对香港的艺术发展还是常常关注的。今天，香港的文化艺术已经成为大中华文化艺术的一部分，血脉相连，文化思想资源更为博大丰厚，又有面对世界的区位优势，前景更为远大，责任也更加重大。 

在这个全球文明冲突吉凶未卜的时代，人类文明进程中正横陈着一些难以理喻的异像，无论是友善的还是恶毒的、高尚的还是卑鄙的，人们都无法逃避，这也是现代世界的斯芬克思之谜。然而，我对年青一代的艺术家是充满希望的，尽管他们略显稚嫩，但他们有着开放进步的文化胸怀和更强烈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对中西文化的视野也比我们这一代人更为宽广，未来毕竟是属于他们的。人类命运的大河需要源源不断的充沛水源，才会波涛壮阔；只有一代超越一代，中国的文化艺术才会更加辉煌灿烂！

周天黎  《秋实》  186 x 124cm   2019年

 艺术作品的收藏价值何在 

《艺术市场》：在2006年台湾新生报《艺术名家》中，你曾对当时艺术市场的黑幕提出警告，时隔十多来年，你对近年内地艺术市场的发展有何看法？ 

周天黎：艺术品收藏被称为“特殊的有价证券”。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浪潮，全球拍卖与收藏进入鼎盛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艺术品市场发展的基础，作为一项新兴产业，内地的艺术品市场伴随着经济大潮，呈现出一派繁荣面貌，势将成为继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之后的第三大投资领域。 

由于通货膨胀危机存在，为避免纸币贬值带来的财产损失，高端艺术品作为资产配置的一个种类，得到了高净值投资者的普遍认可，真正有人文价值的艺术精品更倍受推崇。政府也已经陆续出台了一些法律法规来完善艺术品市场的交易与艺术品交易机构的运营。中国在近30多年发展时间中能获得如此成就已实属不易。 

然而，正因为是一项新兴产业，诱发社会上一些人性被扭曲但又头脑聪明的人，加上一些资本价值的增殖方式，伴随着其原始贪婪性与残酷性；加上某些急于捞名捞钱的体制内腐败官员，小市侩式的私欲和物欲至上的绝对利己主义的冲动，钻营法规漏洞，制造出一个个庞氏骗局。 

比邪恶更伤人的是道貌岸然的伪善行为，专业知识与权贵权力结合的舞弊比任何舞弊来得更恶更难以防范，官本位的书画淘金市场退潮后，留下了一片狼藉砾石。没有了蓬莱文章建安骨，没有了精神上和美学上的追求，市侩庸人哲学更为泛滥。而社会精英的平庸更让人警惕：一个人如果与智慧、良知隔膜，势必会以恶为善，不但耽误了自己的人生，还诱惑出别人心中的恶。可悲的有的美术官员丢掉初心，利令智昏，不学无术，猥琐庸常，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成为失魂落魄的行尸走肉，有的争先进了牢房，令人唏嘘。古老的《十诫》，被视为上帝赐予给人类的十大行为的终极原则，审视着人性的幽暗，警告人们底线原则不可破！举头三尺有神明，信否？祈祷他们的心灵能得到高贵文化精神的救赎。 

真正好的艺术作品，只有从艺术史角度看它所具有的语言创造性、内蕴的思想性，才是判断今天艺术作品的收藏价值。但在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伪造赝品、虚假鉴定、联手做局、权力寻租、公器私用、借艺生财、行贿受贿等不法行为时有发生。有时，也可看到艺术品的价格由极少数炒家操控，“黑槌”乱出。这是极不正常的，甚至有些荒谬。而且艺术家的知识产权和收藏者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维护。 

为此，薰莸冰炭，当年我在为台湾《新生报》写艺术主持人语时，揭露批判这些丑恶现象，并提醒海内外艺术品收藏家们，要警惕注意价值空虚严重的各种花招与陷阱，在国内外引发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也因此捅了马蜂窝，得罪了一些既得利益者。有的打上门来，到我的画展来捣乱；有的把可怜的一点文才都发挥在写诬陷信上；有的居然还打着“爱国主义”旗号在网上出言恐吓威胁，但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已一笑而过。 

由于中国正处在文化转型期，对艺术品的喜爱和价位认可又具有相当程度的主观色彩。再者，旧的审美尺度和欣赏习惯正在演变，而新的尚未被社会所公认，对艺术的欣赏与接受已经不能完全靠传统美学所推崇的视觉、知觉来完成。加上意识形态的不同和各种社会原因的局限，中国艺术家作品的艺术价值和价格的评估系统并没有真正成熟。 

但这事急不来，需要时间，需要艺术品市场专业人士和民间画廊、拍卖行、博物馆美术馆收藏、专业媒体、学术讨论等“社会文化生态”的逐步提升，也需要国际良性艺术资本的关注和参与，才会逐渐明是非、定犹豫，产生比较合理的社会存在模式和市场模式，并且随着民族的兴盛和不断壮大，最终迎来优秀文化价值的凯旋。

（原刊《艺术市场》2019年10月号。作者略有修饰，转刊于11月9日《美术报》。）

周天黎  《秋光》  152 x 84cm  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