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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面边长50.5×49mm 通高43mm
方形，龟蛇钮，印文为“狱司寺召院印”，极罕见，精美
Five Dynasties, Song Dynasty, bronze seal, tortoise-and-snake-shaped knob, inscribed "狱司寺召院印" concerning Taoist magic arts, L.50.5mm, W.49mm, H.43mm, delicate and extremely rare.
历史背景介绍：
道教法印是中国古代传统玺印艺术的一枝奇葩,它同时也是本土宗教文化的精华，并以其充满神秘色彩而受到人们的青睐。这方海外回流的道教法印为青铜铸造，钮式为玄武形，即龟身上盘着一条蛇，印面边长5厘米，印台厚1.4厘米，通高4.5厘米，印文由阳文篆书“狱司寺召院印”和三清神符号组成。
法印作为道教科仪中不可或缺的法器，最早出现在汉代，罗福颐先生所编的《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里收录了数十方，如“黄神”、“黄神越章”、和“天帝杀鬼之印”等，这些汉晋法印印面尺寸都不大，没有发现超过三厘米的。而隋唐以后，印体与当时的官印一样尺寸加大，一般都在5厘米左右。而这方印的尺寸比汉晋道教法印要大很多，这说明它是属于隋唐以后的道教法印。此印印台很厚，字腔也很深，除去朱文笔画外可能会深达1厘米以上，印台厚、字腔很深也正是隋唐至北宋官印的基本特征，而且仔细观察后会发现其印文的铸造工艺与一些用焊接法制造的隋唐官印很相像，这种焊接印又被称为蟠条印或条带印，沙孟海先生称之为蟠条篆，孙慰祖先生认为这种印的制作方法是预先用铜片条盘成印文再纳入印体陶范浇铸。虽然蟠条印省去了预先制作印范的工序，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遇见笔画过多时，就无所适从，其次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在交笔处脱焊，这是其工艺上的天然缺陷无法克服，因此这种印仅在隋唐五代出现过，且数量较少，隋唐官印使用最多的还是直接铸造工艺，至北宋时期，官印铸造基本上淘汰了蟠条篆，这种铸造工艺也就不再流行了。由于此印使用了并不多见的蟠条篆工艺，也证明这方道教法印的大致年代当在五代时期，最晚不会晚于北宋初期。
此印印文中的“狱司”一词最早出现在《梁书》卷三八朱异传：“其年，上书言建康宜置狱司，比廷尉。敕付尚书详议，从之。”在这里狱司是官署名，其职掌似为刑狱之事。狱司作为俗世官署的别称被用作道教法印的印文也是正常的，其义可能是指道教神司府院里职掌神界刑狱之事的官署。“寺”作为官署名由来已久，自汉代就被用于称呼官府衙署、官舍，如九卿之大理寺、太常寺、鸿胪寺等等。“院”在道教法印里常用作神界官署名，如北极驱邪院、上清北阴院和上清天枢院等，“召院”当与此类院印一样，可能是指召遣鬼神的机构。综上所述，此印的印文可以解释为，“狱司寺”是神界职掌刑狱的高级官署，“召院”是其下属的机构名，职掌召遣鬼神，拘执鬼魅。
王育成先生在《道教法印令牌探奥》一书中收录了264种法印印式图形，另外又介绍了方形法印实物二十种五十件及其它一些异型法印的实物，其文字资料甚为丰富，实物资料也不少，可谓集法印之大成者。然而笔者翻遍书中所收录的法印印文及实物资料，竟没有找到任何与该印印文有关的资料，甚至连内容相近的法印都没有，笔者又查阅了其它书籍杂志中记录的出土道教文物资料依然一无所获。细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早期道教经书自唐玄宗时纂修成藏后，历经唐末五代战乱，受到破坏，中原宫观道书焚毁散荡，至北宋徽宗时又刊行雕版道藏，再至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道藏经版全部被毁，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主要道教典籍《道藏》是明代正统九年（1444）雕版刊印的。这就是说道教典籍在流传过程中很有可能遗失了一些能反映晚唐五代时一部分道教派别思想的著作，而这方内容不见于典籍的法印，为我们研究晚唐五代道教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从众多传世和出土隋唐以后的道教法印实物资料看，以明清时居多，元时的也不是太多，能真正定到南宋和金代的并不多见，而又能被确认为北宋之物的更是少之又少。这方印从铸造工艺和印文风格上看，最晚不会晚于北宋初，很有可能为五代之物，像这样可以确认大致年代早于北宋初的道教法印非常罕见。再者其钮式为玄武形也并不多见，此类传世品可能不过数方而已，且龟蛇造型优美，铸造精良，纹饰属于纯刀工制作，其印文布局规整，笔势圆劲，字形如行云流水般舒展自如，就其艺术性而言毫不逊色于同时期的官私印。加之印文内容更是不见于任何道教典籍，因此这方道教法印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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