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大家杨仁恺:我发现了《清明上河图》真迹

1945年8月12日，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三天，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准备从东北逃往日本，在浦仪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有一批稀世珍宝，是当年北平故宫内秘藏的历代法书名画，数量多达一百余件。七天后，溥仪在沈阳被截获，这批随身携带的古玩书画也一同被收缴。1952年，就在当时的东北文化部对这批书画进行整理鉴定时，37岁的研究员杨仁恺从中发现了《清明上河图》。在中国画史和明清以来有关笔记中，人们对《清明上河图》历来都极为重视，然而，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自北宋以后就失传了，几百年来，人们对它的真实面貌，始终一无所知。民间流传着许多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仿作，大同小异，他们临摹的是否就是张氏原作，多年来一直是个谜。杨仁恺的发现，使消失了八百多年的旷世巨制再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消息一经传出，举国轰动，从此，杨仁恺的名字便与《清明上河图》连在了一起。


主持人：您是怎么发现《清明上河图》真迹的？

杨仁恺：事实上，当年溥仪准备出逃到日本的时候，他所带的《清明上河图》不是一件，而是三件，在这三件当中，他也不知道究竟哪个是真的。后来他带的这一百多件东西由东北人民银行转给了东北博物馆收藏。1952年清理这批文物的时候，我也去了。当时我正好在东北文化部工作，我记得，当时我到那儿一看，发现工作人员在初步整理的时候，把画得很工细的明朝苏州《清明上河图》的片子选了出来，而真正的《清明上河图》却被放在旁边，没有被选上。

主持人：在那之前您见过《清明上河图》原作吗？

杨仁恺：北宋“靖康之乱”以后，《清明上河图》就从宫里流失出来，不知去向了。在那之前我也没有见过原作，只是在文献里看见过。

主持人：您自己也没有看到过原作，怎么能够知道它是真是假？

杨仁恺：凭经验嘛。我当时看到几点，就说这是真的。第一点，这幅画的编年没有问题，而且它的内容和《东京梦华录》里的记载是一致的。比如，当时开封的桥是木头桥而不是石头桥。第二点，它是民间的风俗画，风味十足，非常细致，具有宋代国画的时代原貌。而其余那两张仿造的苏州《清明上河图》，一看就是坊间货，内容和历史上的文字记载对应不起来。另外，从画本身的技法以及人物形象所反映出来的东西也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对于宋朝的那幅原作，多年来我从各种历史资料和文字记载中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结果，我一看到那张画，想像中的很多细节都和它一拍即合，当时我的眼睛就亮了，忍不住拍案叫绝！我那时候心里非常激动，真没想到，此生我还能看到它的原作！从“靖康之乱”算起，到现在足有八百多年了。

我只求工作，不想什么报酬

1922年，17岁的溥仪开始进行一项秘密活动——以赏赐弟弟溥杰为名，将故宫内的字画古籍珍品一包包运出宫外，这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溥仪盗宝事件。这项活动一直持续了11年，盗运出的国宝达千件之多。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将这些国宝带到长春，放置在皇宫后院的小白楼内。当年从溥仪身上截获的书画珍品虽有上百件，但与伪宫小白楼内存放的国宝相比，不及十分之一。1945年，日本战败后，溥仪潜逃，小白楼被伪军据守，除了当年经管的极少数人知道楼内存放着国宝外，值勤人员一概不知底细。为了追回这批国宝，在长春市公安局的协助下，杨仁恺开始了异常艰辛的清查工作。

杨仁恺：：1952年，在东北老百姓中间出现了一些民国书画和古代善本书，东北局及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希望能把这些东西收购上来，不至流失，于是我就被派到了长春做这项工作。当时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叫做长春伪宫文物清理小组。我们做这项调查工作，经常要到监狱里去，调查那些被关押的国民党官员、当年长春伪宫的人以及旧社会文物商店的人，一个一个地调查询问。我们还制定了相关的文物征收办法，经东北局批准后实施下去，这样就把社会上一些人手头有的资源征收了上来，当时发现不少东西。

溥仪离开长春之后，伪国兵接管了小白楼，日本投降后，小白楼又由满洲国的伪军接管了。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些伪军中有一个叫金香慧的班长，是他发现皇宫小白楼里有宝贝。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卖钱，所以当时一下子就被抢光了。具体有多少文物现在也弄不清楚了，大体估算总会有一千来件。后来这个名叫金香慧的人到银行当了职员，我们找到了他。

他说他当时也不了解情况。有一次，他从小白楼的窗户往里一看，发现里边堆放着一个一个的木箱子，好像藏着什么东西，他就偷偷跑进去把箱子打开来看，这一看就发现了那些宝贝。金香慧曾经在学校当过老师，他粗懂这些东西，于是就动了偷的念头，而且他偷得最多。当时金香慧是警卫班长，他去做那些事，下面的人怎么会看不见呢？于是你拿我也拿，最后就形成了哄抢，结果好多国宝都被抢破了、撕坏了。

金香慧把东西从伪皇宫拿出来之后，就存放在当律师的亲戚家。后来我们从律师那儿找回来好几十件文物。在这之前有几件文物已经被这个律师卖掉了，我们跟他说，你只要把剩下的文物交出来，先前卖文物得的那些钱，我们就不追究了，只要把现有的东西拿出来就可以了。

主持人：他卖出去的那些文物后来追回来了吗？

杨仁恺：卖掉的也就没办法了。有一件他卖到了上海博物馆，不过数量很少。

主持人：您当时用什么办法让那些人说出文物的去向？

杨仁恺：开始做这个工作很难，这些人要么是不肯说，要么就是隐瞒。我说服他们，也就是交代政策。另外当时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台了一个关于处理伪满洲国遗失文物的奖励办法，规定了哪些文物交上来应该奖励，哪些文物必须要追回。因为当时这些文物不是持有人买来的，纯粹属于不义之财，所以必须交给国家。那个律师属于态度好的，他交上来了几十件东西。另外我记得还有一个姓杨的小旅店老板，不少外地兵抢出文物后就交由他拿出去变卖。后来我们找到他调查，他不肯认账，其实由他经手卖了不少。

主持人：听说当时有一件很著名的文物，叫《万岁通天帖》？

杨仁恺：对，当年国民党的东北军事长官郑洞国很喜欢文物，东北民主联军进入长春的时候，他把《万岁通天帖》拿出来交给我们部队。《万岁通天帖》很有意思，武则天当大周皇帝的时候，王羲之的后人——当时的宰相王方庆——把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书法作品收集起来献给了武则天，武则天说，这是你家祖宗的东西，我怎么能要，于是她下令用硬黄纸双钩拓摹复制了一份，就把原件退还给了王方庆。这件作品后来经过很多周折，落到了北京故宫，是溥仪从故宫把《万岁通天帖》偷到了长春。后来我做了这本法帖的鉴定工作，之后就藏在我们博物馆里了。

《万岁通天帖》是王羲之一家几代人的法书作品，所以又叫《王氏一门书翰》。王羲之已经没有真迹传世了，现在传世的都是钩填本。《万岁通天帖》是一千多年前留下的，上面有王方庆的题字，而且还有武则天文字改革时期的文字，所以非常珍贵。

1952年杨仁恺和调查小组在长春近三个月的明察暗访中，陆续追回了清宫散佚书画130多件，这些珍宝在上交后调拨故宫博物院，与其他捐赠征集的法书名画一起，回到了故宫博物院。1954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馆在国庆节的一片喜庆气氛中揭幕开馆了，《清明上河图》也成为故宫博物院绘画馆的镇馆之宝。

主持人：您还记得经您手找到的散佚国宝有多少件吗？

杨仁恺：没有统计过，恐怕总有好几百件吧。

主持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故宫绘画馆开馆也是您的一个成果。

杨仁恺：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不过，当时感觉确实很愉快，起码故宫博物院绘画馆重新开馆了。我只求工作，不想什么报酬。

我出来一看，大吃一惊

为了丰富馆藏，即便远在东北工作，杨仁恺也经常来到北京琉璃厂，了解文物界的最新情况。公私合营之后，荣宝斋成为国家征购古代书画最大的窗口，而杨仁恺也成为了荣宝斋的座上客。1962年4月的一天，一个外地年轻人背着一个装满破纸片的布包袱，来到了荣宝斋。令杨仁恺震惊不已的是，那个年轻人带来的包袱里面竟然有37件书画名品，这些盖有清宫印玺的书画，正是当年从故宫流出、散佚已久的国宝！它们不仅数量多，而且其中有几件竟是绝世孤本。年轻人曾先后两次送来国宝，但其其实身份却非常神秘。这件事一直留在杨仁恺心里，多年后，他从报纸上读到了一篇报道，其中披露的事情使他极为震惊：原来在当年那些国宝碎片的背后，曾经有过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主持人：据说，当年您虽然在东北工作，可是经常会到北京琉璃厂来看看，所以也才有了那次奇遇。



杨仁恺：对，我每次到北京来，都不住旅馆，而是住在荣宝斋。荣宝斋的老板侯恺是我的好朋友。那一次情况是这样的：我当时正在荣宝斋后院休息，营业科的田宜生突然跑来叫我，说有人送来一包破片，让我出去看看是什么，是不是好东西。我出来一看，大吃一惊，发现那是北宋时期大书画家米芾的《苕溪诗卷》。卷子虽然残破了，但是还拼对得起来。这可是国宝！我仔细一拼，拼出了一个长卷，仅仅缺了五个字，其余都是完整的。当时我非常高兴，我说这可是一件国宝！

我大概花了一上午的时间，拼出了十多件作品。我问卖东西的年轻人要多少钱，他说您看着出吧。最后他要价一千六百块钱，那是在1962年，这些国宝就以人民币一千六百块的价格成交了。

主持人：如果您评估一下，这件国宝应该值多少钱？

杨仁恺：一亿六千万。

主持人：这个年轻人后来又来过荣宝斋吗？

杨仁恺：来过，没过多久他又带着第二包残片来了，正好那次我也在那儿，我们又买下了。当时这可是件大事情，他带来的都是国宝级的好东西。

主持人：当时您有没有问这个年轻人，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

杨仁恺：问了，他不肯说。后来我跟田宜生讲，这些东西他卖便宜了，这是国宝，不应该这么便宜就卖掉，我建议再补给人家三千块钱。后来荣宝斋派人去给那个年轻人送钱，但是地址不对，那个年轻人没有留下自己的真实地址。

主持人：很多年以后，您才大致了解了事情的真相。

杨仁恺：是啊。事情大致是这样的：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关押，他的东北军部下也都散了。张学良的外文秘书，也是东北人，后来在营口的一个工厂里当职员。20世纪50年代初，这位外文秘书从营口到长春去看朋友，在长春逛地摊时，发现了一些从伪皇宫抢来的文物碎片，就买下了，包了一大口袋带回营口。不料跟他同去长春的一个工人见财起意，在回营口的路上把他推下车子害死，把东西抢走了。那位秘书的夫人是一位教师，她很怀疑自己丈夫的起因，于是就到法院去控告，结果案子破了，那个害人的工人被抓了起来，包裹也物归原主。这家人虽然知道这包东西不一般，但是并不确切知道它们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后来，这家人想用这包破片卖几个钱补贴家用，到哈尔滨、长春、沈阳都试着卖过，结果都卖不掉，最后才来到北京，被荣宝斋看上，收购了。

别人开玩笑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我是琉璃厂大学毕业的

杨仁恺出生于四川省岳池县，幼年丧失，家道中落，勉强就读于旧制高中理科，辍学后在成都一家私立女子中学教语文和历史，学校附近的古玩街时常令他流连忘返。1945年，30岁的杨仁恺来到北平，在琉璃厂书肆坊间多所浏览，见识到很多法书名画，逐渐练就了鉴别古书画的深厚功力。

主持人：很多人说您在书画鉴定方面独具慧眼。我们采访冯其庸先生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幅画，杨先生只要打开三分之一就能看出真假。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杨仁恺：从哲学上讲，这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它是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我从小就对历史文物有偏好，二十多岁的时候还在中学教过历史，对这些东西一直都非常喜欢，一直没有停止过摸索和研究。我对文物的认识也是一点一点逐渐深化的，我看过很多文物鉴定方面的书，亲眼看过国内国外大约6万多件东西，所以，慢慢积累得多了，也就对各个时代的东西有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专门阐述这个问题。

我到东北以后才算走上了专业道路。当时，全国刚解放，我有一个同学的朋友在东北当组织部部长，他说东北缺少这方面的人才，通过他介绍我才到了东北文化部，随后转调博物馆。

主持人：听说到东北之前，郭沫若还给您介绍过工作？

杨仁恺：郭老跟我很熟，他的夫人于立群写书法，我提供资料、字帖之类给她看。郭老曾经推荐我到国家文物局。当时文物局局长是郑振铎先生，我跟他不太熟，后来郑先生录用了徐邦达先生，这时，正好东北文化部来请我，王冶秋同志转告北京这边又没有编制，所以我就到东北去了。

主持人：听说您经常说自己是琉璃厂大学毕业的？

杨仁恺：对，我没有正式上过大学，只是个旁听生。年轻时候，我有很长时间在北京琉璃厂度过，即使后来到东北工作了，我也经常回到北京，在琉璃厂泡着。那时候东北博物馆尽管有溥仪那一百多件东西，但还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就在国内、在北京收购东西。那时候东西便宜，不像现在动辄就是几十万、几百万。当时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在琉璃厂待着泡着，所以有时候，别人开玩笑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我是琉璃厂大学毕业的。我跟琉璃厂的老板们很熟，他们有什么问题都会来找我。

我写这本书和历史上的著录不同

早在长春调查伪宫散佚文物时，杨仁恺就曾经与很多当事人有过多次接触，留下了厚厚的记录笔记。在随后展开的鉴定工作中，隐蔽在各个角落里的国宝奇迹般地陆续浮现，几乎在每一件国宝的背后都有着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作为见证者和亲历者，杨仁恺决定，动笔书写这批国宝沉浮的命运。几经周折，凝聚了杨仁恺近40年心血的著作《国宝沉浮录》终于在1989年问世了。一千余件故宫散佚国宝的命运，从此有了真实而生动的历史。

主持人：《国宝沉浮录》花费了您大量的心血，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这本书的？

杨仁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写，后来一直都在不断地充实修改。

主持人：从这本书最后的附录里边，我们看到还有很多作品至今没有被发现。

杨仁恺：虽然没有发现，但这些作品的大体去向我都知道。当年东北那些国兵手里边还有，另外还有一些散失在国外。这些国宝，人家是不会轻易拿出来的，做这样的决定需要时间。

主持人：现在在国外发现有多少？

杨仁恺：大概有几十件，那都是国民党时期被带出去的。现在我每一次出国，都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些情况，希望这些国宝能够尽快回来，能够早日回归故土。我这本书到现在还没有写完，一直到我死恐怕也完不了。当年溥仪从皇宫拿出去一千多件东西，这些东西到现在也没有全部面世，以后还会被不断发现的。

主持人：您看到这些珍宝在国外展览馆或拍卖行里出现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杨仁恺：心里不大好受，觉得不应该。

主持人：您有没有想过，将来指定谁来继续写这本书？

杨仁恺：那我就不知道了，谁能写谁写吧。我活着能写多少就写多少。这本书对世界研究中国文化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要写。至于我写不完的东西谁来续写，我不知道，但是我的材料会都交出来的。

主持人：听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您有一只眼睛被打伤了？

杨仁恺：我的右眼被打瞎了。当时造反派说我是邓拓的走卒，我和邓拓关系很好，邓拓自杀后造反派让我老实交代跟他的关系，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我的家前后被抄了三次，所有的作品都被翻了出来，我和邓拓的来往信件也都被拿走了。他们是要看我们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年被抄走的东西直到现在也没有还给我。有一次他们开我批斗会，有人从背后打了我一个耳光，我的视网膜一下子被打掉了，当时就什么也看不见了——那天好像是个早晨，批斗完之后好像还要继续学习——我挨打以后抬手这么一擦眼睛，哎，怎么看不见了。后来造反派押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视网膜脱落了，需要住院进行粘贴治疗，粘贴后视力可以恢复到零点几，但是造反派不准我住院，我有什么办法？瞎就瞎了吧，当时不能医治，眼睛就不行了。

主持人：对于一个文物鉴赏家来讲，眼睛可是最重要的。

杨仁恺：是啊，后来我就只剩下一只眼了，我这惟一的一只眼现在也只有零点几。我是一千多度的近视眼，人家都说我应该申请三等残疾，我说我不要国家津贴，也不要国家照顾，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又不靠这个生活，我现在还有一只眼睛，凭这只眼睛我还能活。我自己开玩笑说：我是一只眼睛，独具慧眼嘛。现在我90岁了，还活着，还有一只眼睛可以看，还可以写稿子，这不是挺好吗？我觉得这样就行，能工作就行，别的真的没有什么。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