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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社科院学者徐涛论述自行车“西物东渐”史
■ 主张器物文化研究要放在中国近代“三千年变局”背景下思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曾是全球最大的“自行车王国”，自行车是当时普及率最高的代步工具，奔涌的自行车洪流是中国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作为西方舶来器物，自行车是怎样与它的中国主人相遇乃至完全融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近代中国民众的生活习惯、审美情趣等因而有着怎样的现代演变？中国的“自行车王国”是怎样构建起来的？
最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涛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韩国高丽大学合作主办的Online学术交流平台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发表论文《踏车而飞：自行车与中国骑车人(1868-1949 年)》，讲述1949年之前中国骑车人与自行车的故事。
徐涛说，自行车最迟在1868年传入中国，它与中国的初次相遇并不美好，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崇洋心理渐次取代了“天朝上国”的观念，自行车才从奇技淫巧变作文明奇器，成为中国人心中文明、先进与富有的象征符号。20世纪20年代以后，自行车在中国社会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踏车而飞的中国人上自王公贵族、富商巨贾，下至黎民百姓、贩夫走卒，无论男女都包含在内。末代皇帝溥仪甚至为了骑行自行车的便利，而锯掉了数百年来横卧在紫禁城宫门中的20余处门槛。自行车甚至被认为是一件女子“最适当的运动”，近代中国最早骑行自行车的女性，除了教会学校的女学生，还有晚清上海的妓女。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中学生、女大学生、女报贩、女职员、电影女明星等也都纷纷加入到骑车队列当中。
自行车传入中国
初期并不好卖
东方早报：你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对近代中国的自行车历史感兴趣的？
徐涛：说起我对“自行车与中国”议题的兴趣，绕不开一个人，即我的导师熊月之研究员。2003年，我来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有缘认识熊月之老师。在那3年时间，熊老师的言传身教，让我得以确认自己可能可以在学术领域取得一点成绩。在撰写硕士学位论文之际，我与熊老师讨论合适自己的论文题目。熊老师让我从物质文化角度入手解剖近代上海社会，并提及3个器物很有研究价值，分别是自行车、马桶和缝纫机。相对于马桶和缝纫机而言，我没有多少迟疑，就选择了“自行车”作为我硕士学位论文《自行车与近代上海社会》的题目。
东方早报：近代中国第一辆自行车出现于何时何地？近代中国最早主要是哪些人在骑行自行车？
徐涛：我在近代文献中找寻到的有关自行车进入中国最早的文本是1868年11月24日出版的《上海新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文章开篇写道：“兹见上海地方有自行车几辆，乃一人坐于车上，一轮在前，一轮在后，人用两脚尖点地，引轮而走。又一种，人如踏动天平，亦系前后轮，转动如飞，人可省力走路。不独一人见之，想见者多矣。”考虑到自行车技术工业量产在法国实现也是在19世纪60年代，1868年自行车登陆上海滩的这篇文章，也许可以肯定是自行车引入中国最早的证据。
自行车是欧美国家技工发明的器物，在近代中国最早骑行自行车的当然也都是些金发碧眼的洋人。这其中既有骑车传播福音的西方传教士，也有供职于各大洋行的纯粹为了惊险刺激的青年西侨。先是在上海，没过多久，北京、天津、汉口、广州、烟台等西人聚集的城市也都出现了自行车的身影。
因为自行车在传入中国之初，非常昂贵，属于稀罕物件，中国人中最早骑行自行车的群体大略分为两类：一是有西方国家留学经验的留学生群体，他们一般是在读书期间就接触并喜欢上了自行车；二是有钱有闲的士绅巨贾家中的纨绔子弟，这一点与今天社会通常意义上的富二代喜欢跑车，有些相似。
东方早报：当自行车刚开始在中国出现的时候，普通民众、知识分子(尤其是学生群体)和官员群体对它的接受史是怎样的？有何异同？
徐涛：我没有注意到自行车在中国出现初期，晚清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就如你所提及的普通人、知识分子(1905年科举废除之前，应该叫士人)和官员等之间，在接受自行车这个西来之物时有什么区别。
不过的确，在自行车传入中国初期，并不好卖。因为中国人普遍存在“不役人的就役于人”的等级观念，可以消费得起自行车的中国精英群体很少肯使用自己的力气，为自己服役，所以除了使用两腿走路外，他们不是骑马，就是坐轿子。自己坐车、自己使力，在当时中国社会是会被人笑话的。
溥仪大婚获赠自行车
东方早报：自行车是何时进入皇宫的？似乎电影《末代皇帝》里就有宣统皇帝溥仪学骑自行车的细节。
徐涛：中国皇帝喜欢上了来自西方的自行车，并为了骑行自行车方便，而下令砍掉了数百年来横卧在紫禁城门上的门槛，这差不多是中国人与自行车相遇中最为传奇，也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如此富有戏剧张力和象征意义，以至于意大利著名导演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在拍摄清朝最后一代君主爱新觉罗·溥仪的传记性电影《末代皇帝》时影片专门设置，并大力渲染了英籍老师庄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赠送并教会溥仪骑行自行车的故事桥段。
《末代皇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87年这部电影一举拿下了美国奥斯卡金像奖的九项大奖。庄士敦送予溥仪自行车的故事也随着电影的影响力，成为末代皇帝拥有的第一辆自行车的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
而电影毕竟是电影，它是一种艺术创作，而非历史真实。
根据我的研究，溥仪最早是在1922年大婚之际，从堂弟溥佳手中获赠一辆自行车作为礼物的。溥佳在《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回忆道：“我送溥仪的礼物是一辆自行车。因他从未骑过自行车，看了十分高兴，就开始练习起来，不料陈宝琛得知后，把我狠狠申斥了一顿：‘皇上是万乘之尊，如果摔坏了，那还了得。以后不要把这些危险之物进呈皇上。’他还劝溥仪不要骑，幸而溥仪并没有摔伤，练了几天就会了。后来他自己又买了许多自行车，时常以骑车为乐。”
自行车与“女性解放”
东方早报：据了解，在上海早期的图画报上，包括月份牌上，自行车是与时髦女郎联系在一起的，也与运动、健身等观念发生关联，请问自行车这种日常交通工具在近代中国的舆论中有没有被赋予超出工具的含义？
徐涛：自行车与女性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值得深入探讨的世界性话题。西方社会，19世纪中后期爆发的“自行车热潮”(“Bike boom”or“bicycle craze”)与女性解放运动息息相关。在此冲击下，年长的监护人、长窄裙、紧身束腹、端庄的长发、黑丝袜、粗厚的足踝、大帽子、假正经和怕晒黑都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多彩多姿的周末生活、开朗的心境、强壮的大腿、直截了当的语言、扎口短裤、凸显的女人身形、森林田野的欢乐、两性平等、消化良好和职业生活——用四个字简言之，就是“女性解放”。
与之相比，自行车并未对中国女性在身体形塑、着装审美等方面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中国女性在接受自行车的历史进程中，其间虽然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争议，然而至少在城市之中，在知识分子精英控制的大众传媒话语里，中国人对于“女性与自行车”议题持有相当积极、正面的姿态。自行车拥有着现代、摩登、自由和健康等多种涵义。女子跨骑着自行车在近代中国的城市街道上，得到的常常是掌声和赞赏。自行车甚至被认为是一项女子“最适当的运动”。
中国最早骑车的女性群体，一是教会学校里面的女学生，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宋蔼龄了。美国记者、女作家Emily Hahn(中译名项美丽)在《宋美龄传》中写道：“宋耀如喜欢骑脚踏车，也是上海第一个拥有脚踏车的人。在蔼龄十岁生日(1899年)那天，他送给她一辆脚踏车，宋蔼龄，她是当时中国所有女孩当中第一个拥有脚踏车的女孩。她经常与父亲骑车出游，且不听劝告，骑车作弄环绕街上的警察而不肯罢休。”
另一类骑车的女性群体，是晚清上海的妓女。晚清中国妓女的意涵比如今要丰富许多。妓女占据公共话题，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代“明星”，走入大众的公共视野。从不拘传统的新奇奢侈的服装打扮、富贵华丽的住宅与家具，到极度追求奢侈的生活方式，妓女在晚清中国公众心中的形象是新奇大胆，是标新立异，是那个时代时尚的代言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多女性群体加入到骑行自行车的队列当中。这一时期，骑自行车的中国女性群体涉及的社会阶层相当广泛，其中既有为健康体魄、游娱身心而骑车的女中学生、女大学生；也有奔波街头，为生计糊口而骑车的女报贩 、女职员。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电影女明星群体。1941年，轰动一时的“周璇、严华婚变案”后，周璇搬进了寄父柳中浩的公馆中居住。因为暂时没有新作，很是空闲，她在每日学唱京剧之余，兴起了学习自行车的念头。周璇学车绝非什么个案，据当时的电影周刊的记者估计，“大小明星、导演等等，差不多有车者占三分之二。” 可见自行车在当时中国电影界的流行程度。
在以自行车为载体的环球冒险、运动竞技等活动中，近代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冲突显露无遗：一方是西方殖民话语的身体表现；另一方则是反抗西方殖民霸权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其中著名的案例有：20世纪30年代，潘德明只身骑车环游世界的传奇经历；20世纪40年代，荷兰华人何浩华代表中国出战1948年伦敦奥运会的励志故事。这些在当时几乎是世人皆知的故事，现在已经不常被人讲起。
东方早报：在以小说、影像等方式呈现的近代上海的历史记忆中，黄包车出现的频率似乎比自行车更高，自行车与黄包车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有何异同？
徐涛：人力车，又名黄包车，最早于1874年由法国侨民带入上海，不久后即作为一种营业性载人交通工具在两租界正式营运。
在近代上海的交通工具中，自行车与人力车的竞争最为激烈，并行时间也最为长久。一是因为人力车和自行车性能特点相近，都具有便利、迅捷、对路况适应性强等诸多优点。在很多零部件的补配方面，自行车和人力车甚至可以互调通用。经销自行车的车行里一般都有人力车出售。二是因为自行车和人力车消费人群重叠。人力车资费虽然不贵，但若天天乘坐，每月累积下来数目也颇为可观，并非上海下层民众所能长期消费。与自行车一样，人力车的主要客源也是上海社会中的中产阶层。自行车和人力车在生态上势必互为敌手。
但与自行车相比，人力车自身存在着许多不可克服的弊端。首先是人力车存在的不人道性，役使人力逐渐成为中国野蛮、落后的象征；其次是人力车运载能力低下。人力车相比自行车体形巨大，运送一人所占道路面积达3平方米，是自行车占用面积的3倍多。正是这些弊端导致人力车最终遭到历史的遗弃。
自行车技术应用初期
主要是为游玩
东方早报：近代中国自己设计、生产的自行车源自何时？它是如何与外国输入的自行车展开竞争的？
徐涛：中国最早的自行车工业制造是从自行车零件的制造开始。在上海，一批国人创办的自行车零配件制造厂和商办工场逐步创办。最早于1926年，由大兴车行开始聘请2名日籍技工，购入进口钢管和接头，正式进行自行车车架的组合、焊接和油漆，配以部分进口零部件组装成红马、白马牌自行车销向市场。这是最早的国产自行车。1927年，润大车行也在自制部分零部件的基础上，配以进口零部件组装成飞龙牌自行车。
“红马”、“白马”、“飞龙”牌自行车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是拼装的国货。大部分关键零件的生产和所用的原料还是需要从国外进口，并未完全摆脱对于国外自行车工业的依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事导致了大规模欧美自行车货源的停止供应，这也就迫使华商的自行车车行不得不进行独立的技术研发，1941年，合利工具厂和得利车行合作，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辆全部由中国生产研制的自行车在此时推向市场。
由于民族自行车工业羸弱不堪，近代国人脚下、街头所行的这么多自行车，几乎全系从外国进口而来。而在有自行车输入中国的所有国家中，日本以其廉价倾销策略，对中国民族自行车产业打击最大、伤害最深。
东方早报：自行车何时进入中国乡村社会？在城乡之间的接受史上存在何种异同？
徐涛：自行车技术应用初期，主要是为游玩。所以从某些个案角度去看，几乎可以认定，自行车在进入中国城市的同时就已经进入中国乡村社会了。
在某个特定区域，如河北省高阳县的很多乡村，自行车普及率并不低于中国的各大城市。有史料证明，其中一个村庄在20世纪40年代曾保有100多辆日产自行车。这主要是因为当地土布业发达，自行车成为进出货品的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但总体而言，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社会呈现出的极端不平衡的发展景象，大体呈现通商口岸城市、沿江沿海之口岸腹地和更为落后的中西部广大地区三大梯段区域。自行车在这三大区域的普及情况也呈现出日渐式微的趋向。
新式器物改变国人
生活方式
东方早报：有人认为研究自行车这种器物的历史虽然新奇、新鲜，但似乎容易陷入一种“器物的迷恋”之中而见树不见林，不能回应、解释近代中国变迁的大问题。你怎么看待这种批评？
徐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史学界过分重视政治史、革命史，过分强调所谓的宏大叙事。改革开放以来，以政治史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被打破，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个学科的研究全面展开。但研究范式转向并非那么容易的事儿，学界中一直存在着对社会史、文化史中零碎化的研究取向的担心和讨论。熊月之老师在《千江集》“西物东渐与社会变迁”一文中也提醒到，器物文化的研究“如果仅就物论物，那尽管也有学术价值，但容易见小不见大，见器不见理”。
近代以来，受西力东侵所迫，中国遭遇“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大至民族国家形态，小至日常器物习用，皆与传统中国迥然有异。近代中国变迁这个大问题，其中包涵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不能说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一定比考察百年间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物质层面上的转变，来得更有意义。我自己也做过比较纯粹的政治史的研究——孙中山研究，今年夏天刚刚出版《孙中山与上海》(广东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仅就我自己的两个研究议题来问我，哪个能更好地回应、解释近代中国变迁的大问题？我也很难回答。在我心中，这两个议题同样重要，似乎很难将孙中山对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意义和自行车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放在一个天平上去衡量。
我个人以为，近代以来，西方科技鼎新、工业革命所产生的诸多新式器物，犹如水之由高入低，不断涌入中国社会，改变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这个被简称为“西物东渐”的历史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宏大议题。至于如何摆脱“就物论物”、“见小不见大，见器不见理”的研究窘态，研究者就需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从近代中国“三千年变局”这个大背景中思考，真正做到“由器及事，由器及理”。
【简介】徐涛，1982年6月生，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人，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3年起，师从中国著名史学家熊月之研究员，从事中国近代史、上海城市史研究，在Urban History、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Transfers: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Mobility Studies、《社会科学》、《史林》等海内外权威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个人学术专著《孙中山与上海》一本，参与撰写、译著《西制东渐》、《上海名人名物名事大观》、《上海大辞典》、《中华大典》、《上海文化发展与变迁》、《中国城市的发展》、《历史的转弯处》、《民俗上海》、《讲述中国历史》、《上海的美国文化地图》等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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