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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凤凰历史网揭秘，明清官场送礼诸多潜规则，其中包括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时，一次因为兴建近代事业缺钱，就打起了润笔的主意。他此举好的一面是把这笔巨额润笔投在近代事业上，没有装入私囊；不好的一面是完全不问对象，只求达到目的。
直接送礼风险最高
在古代官场，送礼是一门艺术。其中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摆在很多人面前的难题是：礼，怎么送？送好了，固然可以皆大欢喜，办好事情，送得不好不仅会无功而返，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害人害己。怎么送才能既安全，又有效呢？
首先，直接把钱和礼物送给官员，是最简单的方式，但效果也最难预测。给官员直接送钱送东西，严格说就是犯罪现场：送礼者行贿，收礼的官员受贿，而且人赃并获。因此，直接送礼的危险性太高。对于官员来说，最现实的选择就是义正词严地拒绝，把送礼者痛骂一通：“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快拿走，我出淤泥而不染！”幽默一点的，可以说：“请你把礼金送到公堂上去。”结果，送礼者就成了官员彰显自身清廉的污点证人，一场送礼行为变成了拒腐案例。
明朝有个笑话，说知县大人过生日。知县属鼠。有个小官倾尽家产，铸造了一个黄金小老鼠送给知县大人。知县欣然笑纳，然后提醒说：“拙荆下个月生日，她是属牛的。”送礼者如果遇到这样的极品官员，估计要抓狂了。所以，官场送礼不是买卖，不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么直接。
开会所打麻将是其中一招
晚清权倾一时的庆亲王奕劻、载振父子贪墨出名。苦于反腐制度森严，送礼者不敢过分，而奕劻父子也不便直接敛财。于是，载振就想到了开办高级会所的想法。当时，“雀戏”(麻将)在京津一带很流行，奕劻、载振父子和许多王公大臣都是爱好者。载振就先后在天津、北京租下院子，装饰一新后，作为“会客”场所。载振的麻将筹码很高，三千两一局。来客求官者居多，进出一次输个几千上万两很正常。奕劻父子俩根据宾客输钱的多少，决定卖官鬻爵的高低。舆论称之为“庆记公司”。
到后来，生意太兴隆了，载振都没法每回都出来应酬宾客，由宾客们自玩雀戏，载振抽钱。好在宾客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要输钱就心满意足。这礼也算是送成了。
收受字画死后方知是赝品
由于很多官员都喜欢搜集古玩字画，涌现了一批金石专家、书画鉴赏家。晚清封疆大吏端方就是一个金石专家，还出过研究金石古董的专著，堪称“著作等身”。他在晚清的声誉还不错，有廉洁之名。别人直接给他送礼，他都大义凛然地要求把礼金、礼品送到公堂上去，以示清廉。但是，端方喜欢研究书画古玩，遇到有人送来求他“鉴赏”的，他无不热心地与之切磋。鉴赏需要时间，这些宝贝就留在端方府上由他慢慢赏析去了。
端方这样的“书画古玩控”在晚清还不少。因为收的珍宝太多了，北京的琉璃厂一条街上有不少古玩店铺的幕后老板就是端方一类的高官显贵台前老板不是他们的亲属，就是他们的奴才、亲信。“文雅”的高官们把家中的古玩书画摆在琉璃厂去卖。为了提高销售业绩，他们常常会不经意地向求他们办事的人“透露”，某个古玩或者某幅书画如何好如何好。有时，他们就干脆高调、刻意地抬高某个作者的作品。有心者自然去市面上寻找相关书画古玩，结果发现就在该人开设的店铺中。于是乎，如果看到某件古玩周而复始地进出某位高官的府邸，也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古代官员中读书人的比例很高，但真正精通文史、懂得古玩书画的人很少，附庸风雅而已。这就更不用说那些通过乱七八糟途径迈进仕途的高官显贵们了。端方死后，人们在他的藏品中发现了许多赝品以及很多并不出众的收藏品。据说，端方对古玩字画的判断完全仰仗于手下那些同样不甚明了的幕僚，评判的标准一是靠送礼者的吹嘘，二是看书画作者的名气。只要端方一类官员认为礼品有价值，送礼者完全可以寻些赝品或者次品去充数，以此降低送礼成本。
为收润笔费
张之洞为恶人写墓志铭
投其所好也好，送书画古玩也好，都有一个“送”字，不能完全消除“利益输送”的痕迹。那么，如何才能和官员搭建起“劳动关系”呢？最常见的做法就是请官员题字、写文章，然后给官员一笔不菲的润笔。
润笔收入，是明清官员重要的收入来源。明朝中期后，社会上逐渐形成向官员购买墨宝和文章的风气。百姓向官员、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有事没事就来求字、求文。官员们“勉为其难”地应承下来，写完后再半推半就地接受不菲的润笔。到清朝，这股风气越来越盛，润笔费用越来越高，成为官场半合法的收入，占了部分官员收入的大头。
据说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的时候，一次因为兴建近代事业缺钱，就打起了润笔的主意。有个富豪的父亲生前名声极差，为了粉饰父亲的生平，更为了“漂白”父亲的恶行，他就迫切想让张之洞出面为父亲写个墓志铭。有个最高父母官的肯定，谁还敢说父亲的坏话？张之洞还真写了。他科举高中，翰林出身，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自然不在话下。不过，润笔的费用也不低。一字千金，张之洞按照一个字一千两的价格向富豪狠狠敲了一笔润笔费用。他此举好的一面是把这笔巨额润笔投在近代事业上，没有装入私囊；不好的一面是完全不问对象，不顾事实写文章。
晚清送礼变“制度化”
到了清朝中后期，送礼突然变简单了，官场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送礼制度和文化。进入官场，只要按照规矩来做，就能平平稳稳了。比如三节两寿，下级要给上级官员送礼；比如迎来送往，官员之间相互要送礼金。送礼的名义也很好听，不沾金钱等字，透着一股雅劲。高官离境，官员要送“别敬”；同僚启程，官员要送“程仪”。这些名字听着就透着一股人情味，让人不好反驳，更不便严格按照律法来查办。
晚清各种政务往来，在公文中少不了要夹张银票的。清代掌故集《十叶野文》说，晚清封疆大吏向太后、皇帝进贡物品表孝心，要在礼单中夹银票；皇上万寿，给紫禁城上折子祝贺，要在奏折里夹银票。这些银票都被宫中的经办人员拿走了。你不夹，他们就把你的贡品摆在不显眼的地方或者压根就不摆上台面，或把你贺寿的折子晚几天递上去。礼金的具体金额，各个衙门都有一套执行标准。《官场现形记》中，就有一个新任官员，因为没有得到本衙门各种迎来送往礼金标准，得罪了上司和同僚，最后黯淡下台。
在送礼制度化的晚清，官场中人不用担心送礼的途径问题、安全问题。大家各得其乐。一个人如果要额外表示诚意或者忠心，只需在标准之上加钱即可。(张程)
人物链接
张之洞(1837～1909)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生于贵筑县(今贵阳市)，7岁时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13岁始回河北原籍应试，考取秀才；15岁时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成“解元”；26岁考取进士第三名，成为“探花”，授翰林院编修。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因力主抗争任两广总督。1889年7月调任湖广总督。1906年升任军机大臣。在督鄂17年间，张之洞力主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财赋称饶，成为当时中国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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