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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浮世文化
近世（16世纪后半的太阁检地时期至19世纪明治维新前后）是日本封建社会的后期，江户政权建立后国家在德川家族的武家政权下维持了200多年的和平，孕育出异常丰富而具有特色的文化生活。追溯近世日本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线索主要有三条，一是从上方到江户的权力东渐；二是文化思想从东西日本的中央向地方渗透；三是原本具有支配身份阶层的社会地位逐渐下降，社会的结构开始分化改变。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中派生出庞大而具有多样性的社会中间阶层。身份与贫富关系偏离的同时，支配者与民众的分野不再清晰。
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取胜并在江户建立政权，江户时代在德川幕府的控制下拉开了序幕。此后，通过17世纪中叶发布的“武家诸法度”和“参勤交代”的义务化，以及削弱实力强大的大名的权限，实现了避免战争再起、诸大名主从制的确立和中央集权的强化。与此同时，为加强社会的安定化，基督教的限制和贸易的管理也强化起来，而岛原之乱的爆发最终导致了基督教的禁止、贸易自由被限制在长崎港的出岛等彻底的“锁国”状态。一方面，社会安定使得各地耕地得到开垦，开始实施各种产业经济制度，倍增的耕地面积使粮食增产人口增加，形成藩地和幕府财政的有力支柱，全国的经济流通得到很大的发展。由此，江户时代前期确立了“幕藩体制”的支配体制。100多年来的社会安定与经济成长支撑了都市的发展，形成了17世纪后半的元禄文化。元禄文化的主体是上方的武士和町人，他们在研究继承传统和经典的基础上，根据现实世界的种种创造出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新文化。
进入18世纪，和平与累积的财富使武士阶层消沉颓废，日渐沉迷于歌舞升平和奢侈挥霍的生活中，社会不安因素增加幕府的财政也陷入困境之中。德川宗吉进一步强化幕府的权力，为重振政府财政推进实施了享保改革，之后的宽政改革和天保改革也是为维持体制和增加财政收入而做出的努力。这一时期形成了以町人为主体的“化政文化”，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社会各阶层贫富的差异越来越大而造成的身份制度的流动，幕府的统治体制亦开始动摇崩解。与江户前期的“元禄文化”相比，创造“化政文化”并活跃于其中的主体是町人，以游戏的、颓废的表现形式表达劝善惩恶的思想主旨，内容形式也更加多样化。
整体来说，近世的作为日本封建社会最后的阶段，原有社会体制结构面临崩溃、外来文化冲击和影响本土文化，在各种剧烈的冲击碰撞下艺术创作百花齐放、学术思想百家争鸣，贵族和富有阶层的风雅奢华在客观上促进了极品艺术的生成。种种因素使得日本近世成为一个追求现世享乐、奢华绚丽的时代。
二、煎茶之风
随着德川政权的建立和盛世太平的到来，人们在文化艺术和生活等各方面潜心专研取得许多学术成果，这一时期将形式简洁自由，意在品味茶香并注重文人间清谈交流的中国“煎茶”传入日本的是临济宗的隐元禅师。然而真正提升煎茶道精神并与禅宗哲学合而为一的是临济宗僧人月海，世人称其为“卖茶翁”。千利休在当时权利者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支持下，以自身对美探索和认识将茶道提升到代表日本民族精神的高度。百余年后，江户中期元禄时代的享保改革中动荡不安的世相对卖茶翁如同当头棒喝，从此决心从一切权势、财富和加护中脱离出来寻求人生在世的真实本质。
卖茶翁的行为表达了对当时禅僧思想行为的不满，是对真正的禅法进行的实践。宽文11年（1671年）日本颁布了“寺请制度”，包括禅宗在内的佛教僧侣只要有布施这样安定的收入就能安逸悠闲地生活。而作为禅僧重要素养的以抹茶为中心的茶道，在卖茶翁严厉批判的眼中不过是形式化的东西罢了，为此他才力求回归茶本来的精神，将精力倾注于煎茶的普及活动中。
煎茶从此作为文人墨客的修养嗜好普及推广开来并形成各种煎茶道流派，其中最为重要的有小川流、花月蓭流、小笠原流等。小川流是江户末期由京都的小川可进（初代小川後楽，1786-1855）创建的煎茶流派，以茶的真味为本提出了“茶非止渴，品味是也”的主张，原本作为医者的小川根据对自然界四季转换的各种环境和茶本质的研究，创造出在保持茶味的基础上卫生而合理的独特煎茶之法，被誉为创造日式煎茶法、煎茶茶器并令煎茶进入新境界的人。面对当时煎茶界夸耀茶器、书画古董的倾向，小川研究茶叶的性质并找到能引导出其中真味的方法，另外制定出茶具选择、搭配方式的合理程序，最终开创了小川流煎茶道。“茶有法而无式，式在法中”，这便是小川流的理念。花月蓭流和小川流一样是最早的煎茶道流派，并且是“宗匠茶”的代表。其后许多煎茶道修习者不断分流独立出来，形成丰富多彩的煎茶道文化。
这样普及开来的煎茶道不但从形式和精神上形成高雅的文化，与之匹配的茶道具也成为人们追求的珍品。最初贵族们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收集来自中国本土的茶具，但因中国茶具的稀缺和煎茶的风行，市场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对茶道具的需求。为此，茶人、制造茶具的職人、艺术家和文人墨客等开始研究制作日本本土茶道具，铁壶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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