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与反鉴定

关于“鉴定”一词的含义，权威的《辞源》有解释：“鉴别评定。”
由此可知，鉴定包含两层意思，一、鉴别；二、评定。鉴别是基础，是前提，评定是延续，是结果。明袁宏道《袁中郎集尺牍》云：“朱鱼六尾，专人赍上，俟明鉴定。”作为古玩文物的一个特定的用语，可以说有了艺术品就产生了鉴定的需要，于是亦出现了供人们考核、验证的典籍。北宋的刘敞开研究金石的先河，他将自己的所藏，加以整理撰成《先秦古器图》一书。刘又将古器拓片分送给欧阳修，欧阳修是文学大家，果然出手不凡，写成《集古录》一书，计十卷。欧阳公之子欧阳?不负父望，又续撰《集古录》二十卷。后来，大名鼎鼎的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也根据自己所藏，仿欧阳公《集古录》体裁，撰写《金石录》。
刘敞、欧阳父子、赵明诚等，无疑是我国最早也最成气候的收藏著作家，同时他们又是最早的鉴定家。据史载，仁宗年间，长安观察使李士衡珍藏一方端砚，该砚铭文：“天宝八年冬，端州东溪石。刺史李元书”。于是人们都羡慕李士衡收藏了一件稀世珍宝，因为这是一方唐玄宗时期刺史李元的遗物。当李士衡又一次显宝时，恰巧被刘敞见到，刘一看铭文，即笑道这是假货。众人问原因，刘敞说道：“天宝三年以后，已将纪时的‘年’改为‘载’，到肃宗乾元元年又将‘载’改为‘年’，‘天宝八年’应为‘天宝八载’。再说，当时的州长官都称‘太守’，而不是‘刺史’”。众人佩服的五体投地，于是历史上就留下“刘敞辨砚”的典故。
刘敞不愧为鉴定家，令人口服心服。然而假设刘敞生活在今天，以他的鉴定方式，肯定会成为最蹩脚的鉴定家，因为今天的作伪者肯定会刻上“天宝八载”而不是“天宝八年”，“刺史”也会改成“太守”。这是因为，由于各种欲望的驱动，在鉴定家鉴定伪作时，作伪者也在研究“鉴定”，甚至比鉴定家还卖力，他们研究的课题就是如何反鉴定，就好比犯罪领域中的侦破与反侦破一样。有一位景德镇的好友告诉笔者，现在大部头的陶瓷鉴定类图书，景德镇买的人最多，他们买去的目的是为了研究“鉴定”的要素，然后依照鉴定家的要求作伪造假。久而久之，那些作伪者的能耐甚至超过了我们的鉴定家。这便是反鉴定的厉害，它常常能使鉴定家们栽跟斗。
这种反鉴定的现象，在强烈的金钱欲望下，已遍及所有的艺术品领域，书画、玉器、铜器、钱币、竹木牙雕、文房四宝……，甚至连那些香烟牌子、徽章、票证、月份牌，无一不例外。反鉴定不仅仅是在理论上，甚至动用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例如作伪翡翠，采用了激光打色，又例如书画印章作伪，采用了电脑扫描制版，再例如象牙作伪，用的是高分子合成。诸如此般，举不胜举。这些神秘的反鉴定的作伪术，从来都是秘而又秘的，他们更不会像鉴定家那样著书立作，公之于众，这就是反作伪的难度所在。
再看看我们的鉴定家们，与那些反鉴定家比比，显得多么地苍白、无能。作伪者在拼命地反鉴定，现在鉴定家有几个在下苦功反作伪呢？！其实，古玩文物受“假品”的困惑，并非是今天才出现的，我们的前辈中众多的名符其实的鉴定家，几乎都是杰出的反作伪家。比如我国近代著名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1896-1960年），他于陶文、金石、碑刻、书画都有非凡的鉴定造诣。他的鉴定艺术来自于反作伪的成就，早在1934年，王献唐就在济南首创了“假字画展览”，轰动一时，他按地区作假分类，例如苏州片、扬州片、开封货、长沙造、济南造等。这些伪作与真品放在一起展览。为配合这个展览，他还专门编写《假字画为什么开展览》的小册子，对作伪的历史，作伪的手法，如何鉴别等作了介绍。此举得到了王的老友黄宾虹的赞赏与支持。正因为王献唐是一位出色的反作伪家，才使他成为一位出类拔萃的鉴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