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1880年10月出生于天津桐达李家，早年在文艺的诸多领域开中华之先河，被艺术界学人奉为师范，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者。
李叔同少年时代受管家徐耀廷影响爱好篆刻，后拜师唐静岩学习篆刻，奏刀勤奋，目前已知的有《意园》印谱、《袭红轩印谱》，1900年到上海后印行《李庐印谱》，与吴昌硕、徐新周、陈师曾、王福庵、叶为铭等来往，1915年加入西泠印社。
1918年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出家前将自己所用的94方印章赠送给西泠印社，印社在孤山鸿雪径为之筑“印冢”并立碑以记其事。
李叔同出家后，一心修道，除了以书法作为他长期弘扬佛法的重要法门以外，几乎停止了所有的艺术创作活动，在篆刻艺事上奏刀极少。1922年春天在温州庆福寺，他刻了“大慈”、“弘裔”、“胜月”、“大心凡夫”、“僧胤”五方印章，将印文制成小轴写上跋语，寄赠挚友夏丏尊。
在弘一法师的书法和信件中，有二方印章出现最多，是弘一法师最为常用的印章，因为这二方印章的艺术性，在西泠印社孤山的印廊中碑刻陈列，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
这二方印，一方为“弘一”，边款“弘一入山一年，龙丁过西泠拾石刻之”。
龙丁者，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费砚。1911年李叔同在上海加盟南社骨干创办的《太平洋报》，担任文艺编辑，与费砚的青少年时期的好友陈陶遗、姚鹓雏等成为同事和好友，并与费砚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李叔同还成为费砚加入南社的第一介绍人。
西泠印社在孤山举办壬子雅集，李叔同和吴昌硕一起参加了活动，并在孤山平台的摩崖上题名，吴昌硕担任西泠印社社长后，李叔同也加入了西泠印社。1914年9月李叔同在学生中组织了篆刻团体“乐石社”，并任乐石社首任社长。费砚也追随李叔同，从松江来到杭州居住，参加西泠印社金石书画会，加入西泠印社，拜入吴昌硕门下。李叔同到杭州教书后，他也到杭州居住。应李叔同之邀，加入了乐石社。
1914年费砚还为西泠印社吴隐编辑出版的吴昌硕《缶庐印存三集》钤印本题签，吴昌硕也为费砚的《瓮庐印策》题名，并曾写下著名的《戊午孟冬吴昌硕赠龙丁方家书于瓮庐印册后》（又名《答龙丁》）一诗。这首长诗不仅赞颂了龙丁收罗之富、取径之高、治印之精，还表达缶师的印学思想，全诗文辞激荡，雄浑刚健，层层递进，气贯长虹，全文对龙丁勉爱有加，展现了吴昌硕艺术思想，以及他对费砚艺术水平的认可。
费砚也曾写《抚印宗派绝句》（十首），在印学史上从姜夔、王厚之、吾邱衍、赵孟頫、文彭、何震，到西泠前四家丁黄奚蒋及至后续的浙派，皖派邓石如，以及金冬心，赵之谦、胡震、钱松、徐三庚等一一点评，源流条贯，披法探源，振叶寻根，颇有胜解。费砚于吴昌硕，独有情钟，“湖州老缶古籀古，邋碣摩挲千百回。秦鉥汉章又元戳，奏刀一一惊风雷”，他入缶庐学艺多年，对缶师“邋碣摩挲千百回”的古籀古印章，以“奏刀一一惊风雷”刻画吴昌硕篆刻豪迈磅礴、奇伟浑厚精神风貌，对吴昌硕篆刻由古入新，以书从印，印外求印，别开生面的艺术创新以风雷惊人来引喻，展示了费砚摹古探今的印学眼界和功底素养。
1915年费砚携乐石社社长李叔同之请，到南社社员姚鹓雏家，请写《乐石社记》。这篇《乐石社记》，载于当年《南社丛刊》第十八集，这位南社大才子也是乐石社社员，洋洋洒洒，文中用了一番笔墨写了他的二个好朋友。姚鹓雏是费砚的松江发小，自然对费砚是熟悉不过的，可是此时在他看来，龙丁与李叔同友，已经简直是李叔同的翻版了，龙李二人气类相合，同是以“玉笋班”类比的精英。寥寥数语，传神概述龙李二人的特质和气范。
1919年弘一法师出家一年后，费砚为挚友刻下此方“弘一”印，二字仅三根线条，左直右弯，字面简洁洗练，画面寂寥淡泊，意境深邃隽远，回味之下有佛门的空灵和心灵的宁静，若弘一和费砚的心灵对话和心心相印，很合弘一心意，使用长达23年，直至圆寂。
还有一方印面“南无阿弥陀佛佛像”，边款“丁卯秋，初试大刀，敬造此像，以应弘一大师之命，鸿梁”。
治印人李鸿梁（1894—1971年）为弘一法师的学生，绍兴人，南社社员，龙渊印社社员，与李叔同关系极为密切，曾经被李叔同称为“最像我”的学生。
李鸿梁1912年考入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与丰子恺、黄寄慈、金咨甫、吴梦非、李增庸、潘天寿等同为李叔同的高足，毕业后前往南京高等师范为李叔同赴日未能及时回来而代课，曾与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浙一师同学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创刊《美育》杂志，编写音乐美术书籍，在新文化运动中大显身手。又由李叔同推介到无锡、集美学校等处任艺术教师。1923年回到故乡绍兴，历任浙江省立第五中学、省立第五师范学校、绍兴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省立绍兴中学的美术、音乐教员，1926年代理绍兴女师校长，因聘请共产党员任教，被迫辞职。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领绍兴中学100多位学生往南撤退，在诸暨、嵊县的崇山峻岭中抗日救亡，坚持上课，期间参加了著名书画篆刻家余任天为秘书长的“龙渊印社”。1942—1946年任省立温州师范学校美术教师。抗战胜利后，任教于浙江大学附属中学，20世纪50年代退休，回乡专事国画创作，受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后在绍兴病故。
1915年李鸿梁毕业，李叔同知道他心直口快、性格倔强，担心他不通世故、锋芒毕露，还特意给他写了封信，指点他处世要“圆融”些，否则不能与世相水乳，随信给他题写“拔剑砍地，投石冲天”的对联和“豪放”两大字的条幅，这副对联很是耐人寻味，李叔同似乎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学生：“蛮勇”和“豪放”不可相提并论。
李叔同出家后与李鸿梁一直保持密切的往来。李鸿梁经常去寺庙看望老师，弘一法师分别在1924年秋天、1931年秋、1932年春季三次莅临绍兴，都是李鸿梁参与接待和安排的。弘一法师曾为李鸿梁写上百张佛号书法，并通书信几十封。有一次弘一法师送李鸿梁作品时，说以前的图章统统送到西泠印社去了，故图章没有盖，根据李鸿梁的《弘一法师李叔同》一文，“后来法师写信来叫我刻过几方名印和佛像”，孤山印廊的这方李叔同佛像用印，李鸿梁刻制于1927年，左文右图，端庄古穆，布局和构思中蕴含着李叔同图案审美的美学思想，画面丰富协调，线条凝练生动，李叔同弘法中经常钤印，为书法作品增色。
这二方弘一法师在书法弘教中大量使用的印章，在法师圆寂后，一直在泉州开元寺珍藏，不被印学界所知，被各种印学典籍视为经典印作，曾因不明边款，被后学者列入弘一法师代表作品。而今，在孤山印廊的墙上，已经重新更正的作者名字，不仅记载了弘一法师与他们的情缘，更长久地印证了二位印人不凡的艺术功力。
申俭（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文博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