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上海市金山区的农民画画家王阿妮在自己的工作室给附近的中学生上了一堂职业体验课。她从农民画的历史讲起，延伸到农民画的创作技法，并让学生们动手创作。看到这些孩子们流露出感兴趣的眼神，王阿妮感到挺欣慰。生于农村的王阿妮，自小喜欢艺术。1995年，她第一次看到村里老师画农民画，与众不同的画风瞬间吸引了她。从此，她便踏上了农民画创作的道路。“如果把国画等传统画种看作根深叶茂的树，那么农民画便犹如乡间烂漫的花，它们饱含阳光，充满泥土的芬芳。当然，它们也需要多一些呵护和扶持。”王阿妮感慨地说。
“中国农民画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一路走来，有过初期的稚嫩，也走过弯路甚至一度停滞，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复苏获得新生。”画家、民间美术评论家廖开明说。1985年，廖开明与美术家曹振峰在《人民日报》上撰写《正在崛起的现代民间绘画》一文，将农民画引入大众视野。此后，廖开明一直致力于推动农民画发展，他表示，通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农民画的变革正是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前行，它赋予传统文化以现代力量，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目前，我国有近百个画乡，逾万名农民画创作者，可谓基础庞大。但由于创作环境的变化以及创作风格的固化，农民画发展近年来进入瓶颈期。如何丰富农民画创作形式、盘活社会传播方式，是当下农民画振兴的关键。
扎根民间的艺术形式
农民画古朴稚拙、夸张浪漫，洋溢着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这种绘画形式脱胎于民间艺术，并与农村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充满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
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赋予农民画底蕴和生机。上海金山农民画院院长徐凯介绍，金山农民画脱胎于传统刺绣、剪纸、蓝印花布、灶头壁画等民间艺术，以江南水乡风土人情为主要题材，色彩鲜艳明亮，造型夸张变形，画面生动有趣。
“重庆綦江农民版画起源于明清时期的木版年画，同时结合綦江地区的蜡染、木雕、石刻、布贴等艺术形式，共同孕育了綦江农民版画独特的文化特色和艺术风格。”重庆綦江农民版画院院长刘月介绍。
贵州水城农民画则汲取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艺术元素，融合苗族、彝族、布依族、白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的艺术风格，赋予水城农民画浓郁的民族韵味。
丰厚的运河文化造就了天津北辰人淳朴、豪爽、热情、幽默的性格，为北辰农民画的诞生、发展积蓄了丰厚的艺术资源。农民画家借鉴杨柳青年画、剪纸、泥塑等民间艺术，形成了大胆泼辣、诙谐风趣的艺术风格。
“农民画曾经盲目追求学院绘画技艺，使农民画家舍本逐末，创造性被泯灭。改革开放后，上海金山农民画乡率先大胆变革，他们认为，全国各地发展起来的农民画应成为一种现代的民间美术，它一定要扎根泥土，有浓厚的民族和地方特色才有生命力。”廖开明说。
当时，上海金山农民画开拓者、辅导老师吴彤章率领农民画家走访民间老艺人，厘清当地丰富的民间美术资源，从而认识到自幼受民间美术熏陶的农民所具有的审美能力及才艺能够作为绘画入门的途径，于是便启发农民画家将从陶瓷花纹、灶头壁画、蓝印花布、民间玩具、剪纸、刺绣、泥塑、皮影、砖刻、漆绘等民间艺术形式中练就的本领转换运用到表现新生活的绘画上。
“这样，农民画家如鱼得水般地进入自己的艺术王国。他们心底对生活挚爱的真情得以自如地流淌，对绘画形式美的创造智慧能尽情地施展。这是将千百年来凝结在民间美术里的农民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以崭新的绘画形式表现出来。”廖开明说。
随着时代发展，农民画创作也在与时俱进。贵州大方农民画研究院画家杨慧介绍：“大方农民画在题材选择和创作技法上不断变化，从当年牛耕马驮茅草屋的旧农村题材转化到车水马龙的幸福新村新画面，记录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农村面貌的发展变化。”
重庆綦江农民版画则从集市的热闹、秋收的繁忙等生活片段拓展到包括地方文化和历史元素在内的广阔领域。艺术家们开始着力于“大主题”“大场景”的创作，从宏观的角度归纳和再现了巴渝地区独特的农耕文化，同时在呈现形式上结合现代审美进行提炼、升华与创新。
“我们鼓励画家从其他艺术门类汲取养料，在发扬传统艺术特色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过去农民画多是用单线平涂的方法，现在从国画工笔重彩、岩画和传统的壁画中借鉴肌理效果来处理，从形式上有了新的突破。”天津北辰文化馆美术部主任何小宝说。
发展路上的新问题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民的生活方式经历了显著的变化，这对农民画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地域特色淡化、创作雷同、缺乏深度的问题。
云南官渡民间绘画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至今培养农村美术人才1300多人次。但是，让昆明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王刚感到忧心的是，云南农民画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够，传承有余，创新不足，制约了发展。
“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让部分版画创作者过分追求短期利益，创作周期缩短，导致作品深度、质量和艺术价值均有所下降。”刘月表示。
“地域特色源自两方面，一是各地的生产生活、风物人情迥异；二是各地人文和民艺传统不同。抓住这两方面去表现，问题就迎刃而解。这需要有好的辅导者带领发掘当地民艺资源进行创新。还有画乡之间常办‘走亲展’相互学习，认清自我，取长补短。”廖开明建议，在个体画家风格塑造方面，可以借鉴吴彤章老师的经验，不上统一的美术基础课，而是着眼于发现农民作者不同的绘画潜质和审美取向，因人而异，因势利导。不仅要懂得农民画共通的艺术语言，还要懂得各个农民画作者的个性化艺术语言，帮助他们把语言梳理清楚，逐步建立起艺术个性。
对于有的农民画追求表面形式的红火热闹、缺少内涵的问题。廖开明建议首先要学好民间艺术。“不能仅学表面，照搬挪用民间艺术形式符号拼凑到自己作品里，而是要理解它的文化内涵和精髓，捕捉它的内在神韵，研究它的造型法则和形式规律，从而谙熟民艺装饰意味的奥妙，并运用到绘画创作中。”他表示。
此外，农民画创作队伍也发生了变化。王阿妮对此深有感触，虽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农民画，却几乎不会把创作农民画当作职业，目前她的工作室有两名徒弟，已经算队伍壮大了。王文吉也表示，在西安鄠邑，农村年轻人减少，参加农民画的新人极少，作者队伍发展存在困难。“天津北辰农民画创作骨干队伍老龄化严重，大部分核心骨干为老人，年轻人参与得很少，造成创作队伍上的断层严重。此外，城市生活的同化也让创作者没有较强的创作欲望，如此就会出现画面雷同的现象。长此以往，就会影响创作者的积极性。”何小宝表示。
“从嘉兴秀洲近年来的情况看，秀洲农民画家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只是在队伍结构上发生了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9个农村青年开始画画，发展到今天已经有200多名创作骨干。作者群也不只是农民，还有乡村美术教师、企业职工、社区居民等，秀洲的农民画队伍一直在稳定增长。”嘉兴秀洲区文化馆副馆长杨海萍表示。
“由于社会变化，画乡纯农民身份的作者锐减，新人多是小学美术教师，这自有长短。”廖开明分析，长处是他们受过一定的美术培训，有造型能力。他们画农民画，也教学生画，画乡后继有人。同时他们有文化知识，能敏锐发现新事物并以画作表现，画乡佳作多出自他们之手。短处是缺乏民间艺术素养，缺乏农村生活体验，这直接导致画乡地域特色弱化，画作内容空洞。对此，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补足民间艺术这门课，学会运用民间艺术元素创新。
与父亲徐承贵辛勤耕耘之余创作农民画不同，贵州水城农民画画家徐小迪是经过专业美术学院训练后，投入到农民画创作中的。“在城乡融合的今天，作品的乡土性和父辈相比弱了很多，但直播带货、黔货出山、农村淘宝等新鲜事物成为了新的创作源泉。我们这代人就是要在吸收传统民间艺术的同时，结合新时代，创作出新作品。”徐小迪说。
抓住新时代的机遇
如今，农民画已成为农村文化的重要部分，它推动乡村振兴，普及群众审美和大众美育；它以丰富的原创艺术开发衍生品形成文化产业为农民创收；它用质朴的民间艺术特色、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生动的中国发展故事，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文化窗口。
在天津市北辰区，广大农民作画、赏画、评画蔚然成风。加之农民画的题材内容大都是宣扬积极向上、和谐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对群众有着广泛的教育意义。多年来，通过农民画潜移默化的影响，群众的思想情操得到了升华，打架斗殴、邻里纠纷少了；尊师重教、尊长孝亲多了。
“记得有一次我下村去辅导，一位农民画创作者说以前他爱人农闲时都会去村里搓麻将，现在麻将不搓了，有时间就画画。”杨海萍说。
还有很多地方的农民画积极走进校园，注重对少儿农民画人才的培养。重庆綦江农民版画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扶持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加之一些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们的坚守与创作，如今农民画已经被正式纳入当地中小学的课程体系。
在弘扬农民画社会效益的同时，如何发掘其经济效益？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画画乡都还处在摸索尝试阶段。
“上海金山农民画院负责金山农民画的挖掘整理、培训辅导、品牌展览、学术交流、版权保护、队伍建设、创意研发等工作。”徐凯表示，目前围绕上海金山农民画已开发了丰富的文创产品，如丝巾、手绘黑陶盘、手机壳、移动电源等，还与多个知名品牌合作，设计产品600多项，195多种产品投入生产，并开辟了中华艺术宫、东方明珠塔等十多处城市展示区域。
“农民画创作所需时间长、成本高、批量生产难，常常造成有价无市的情况。但可以结合地方特色产品和旅游景区特征，从美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等方面找契合点，打造相关产业链条。”杨慧表示，贵州大方农民画尝试与大方漆器相结合，通过漆器展示农民画艺术。
“在认真论证其他画乡的成功经验的同时，我们认为，一要不断强化公益性文化艺术的培训辅导作用，为农民画创作、交流搭建一个良好的互动平台；二是在产业化初期政府要予以必要的扶持、指导和管理，做到有的放矢。”王文吉表示，农民画事业和农民画产业应各司其职，相辅相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