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这个词，最初是由丹麦考古学家G·J·汤姆森（1788—1865）提出的。他在1816年被任命为丹麦国家博物馆首席馆长后，为了陈列藏品，将馆藏武器与工具按制作材料进行分类，并依照材料划分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个相互衔接的时代；他在1836年出版的国家博物馆参观指南《北欧古物导论》中，又对三个时代之划分做了进一步详述。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说明“青铜时代是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时代”。近数十年来，我国考古学所采用的青铜时代之概念，也强调青铜器在社会物质文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国国内曾在近公元前3000年的马家窑文化晚期房址中发现一件青铜刀，但现在没有资料证明当时已普遍使用青铜器；登封王城岗发现了青铜容器的残片，表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青铜冶铸技术已发展到一定程度，但目前对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青铜器与青铜冶铸遗存的发现较少；齐家文化诸遗址中出土的少量青铜器主要是刀、锥、镜、环等小型手工工具和生活用具，尚未发现青铜容器；位于中国河西走廊的西城驿已发现距今4000年至3700年的冶铜中心，但西北地区青铜冶铸业的早期发展与中国中原及其他地区青铜工艺的联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开端，即约始于前18世纪，终于前5世纪中叶至4世纪中叶，也就是战国早期。中国青铜时代之结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一样，是由于铁器被广泛使用，取代了青铜在社会物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青铜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青铜器不再使用，如礼器一直到汉代仍主要由青铜制造，兵器一直到秦代仍有不少是青铜制造的。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出土了一些小型的青铜工具与装饰品，以及种类较多的青铜武器和容器。从形制与制法上看，工具仍具有某些原始特点，但武器、容器与装饰品形制均比较进步，在青铜武器中还出现了消耗性武器——镞，这些都证明当时青铜冶铸技术与规模均已发展到一定程度。值得注意的是，青铜武器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正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存在的时间相应，故学者们相信，在中国，大量青铜武器的出现亦意味着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的建立。这说明在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不仅作用于社会物质文化发展，亦对社会政治生活造成直接而巨大的影响。
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大批青铜容器被用作礼器。如偃师二里头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酒器，学者一般认为其是用作礼器的，说明青铜器已介入当时贵族阶级的礼仪活动。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也可以得知，在商周社会成员中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贵族与庶民间的等级制度已发展为阶级差别，在贵族阶级内部，不同等级的贵族则依其等级高低拥有不等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地位。此种等级制度通过多种具体的、仪式化的行为规范来体现，此种行为规范被称为“礼”。青铜容器大部分属于祭器，也被用于贵族间的婚媾、宴享、朝聘、会盟等活动，或专用以铭功颂德，成为礼治的象征物和维护等级制度的工具，故被称为“礼器”。各级贵族在礼器的使用上一般有着严格的规定，其种类与数量的多少标志着贵族等级的高低，故由随葬青铜礼器的多少可推知墓主人生前的地位。
除了体现贵族个人的等级地位，在当时，一些特殊的青铜礼器甚至可以作为国家政权之象征。相传夏后氏作九鼎，商汤灭夏，鼎迁于商，“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左传·桓公二年》）。春秋时楚庄公向周定王使者“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左传·宣公三年》），皆是以九鼎为王朝政权之同义语。此外，当时消灭一个王朝或诸侯国，往往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这里的重器主要即指王室或公室宗庙中的青铜礼器，足见其与宗庙并为国、族存立之象征。
笔者认为，鉴于中国青铜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青铜器与青铜文化可看作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首先是工艺和造型方面的价值。中国青铜器工艺在初始阶段可能受到欧亚草原西部冶金业的深刻影响，这特别表现在中国西北地区尤其是河西走廊及新疆地区的早期冶铜业上。但在中原地区兴起于公元前18世纪上半叶的二里头文化，在铜器制造技术上已熟练采用复杂的陶范合范铸造技术，至公元前16世纪，商代前期文化进一步将这种技术推向高端。商周时期，中国青铜工艺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思想的指导下，主要用于铸造青铜礼器与兵器。相比其他文明古国，中国青铜工艺的发展水平很高，展现出灿烂的异彩，无论在使用领域、工艺手法还是其所负载的精神文化方面，都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是人类最为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
此外，青铜礼器上常有铭文，有的甚至长达数百字。当时的贵族铸造铭文，用以记述先人与自己的功德，彰显与王朝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几乎所有的铭文皆表明，这些礼器并非用来祭祀天神，而是用来祭祀和怀念自己祖先的。这固然与希望继续得到祖先之灵的佑助有关，但尊祖敬宗、追念祖先功德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成为维系各族群团结的一种精神支柱，扩大而言，也可以说是令古代中国各族群得以生生不息传承的一个重要因素。西周王朝建立后，虽建立了“天命观”，但“天命观”并不是单纯对天神的崇拜以及将自身命运完全寄托于天，而是要求人本身要有德，要拥护“德经”（大盂鼎铭文）才能得到天命。而且，西周贵族认为要“畏天威”（大盂鼎铭文），强调不能按德行事会“坠命”，要保持危机意识，而有德的标志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保民，以民为本。这种观念与青铜礼器铭文展示的对祖先的尊重、承继祖先功德的意愿是有共性的，也即中国人观念中固有的一定的人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决定了中国难以存在神权观念与绝对的神权政治。
古代中国青铜文明的发展过程，还充分展示了文明互鉴的重要性，反映了中华民族善于吸收与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因素，以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来促进自己文明发展的胸怀与气魄。例如，除了上面提到的在青铜工艺起源上可能借鉴了古代西方与欧亚草原的先进工艺之外，商代后期青铜车马器中的双轮辐式马车的制造与使用，应该也受到欧亚草原中部地区的影响。关于这点已有考古学的证据，学界也多有共识。当时的商人与欧亚草原东部的北方族群有密切往来，源于欧亚草原中部的马车制造与驭马技术应该都是从这些游牧或半游牧族群那里得到的。重要的是，中国人对马车并非单纯仿造，而是依赖自己先进的青铜工艺制造出更先进、更多样的青铜车马器，同时大力发展了马车驾驭技术。另外，东周以后骑马术和骑兵在内地的发展，也跟我国与欧亚草原族群的来往有密切关系。马车的普遍使用，特别是战国以后骑马术的普及，使古代中国的交通得到极大改观，中原与四方的联系更加便利，这也让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区域大为扩展，令中华各民族间建立起更加广泛和密切的联系。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