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画领域有句老话——“欲学作画先学做人”，这难免引起人发问，作画与做人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
实际上，不仅是绘画，在传统中国文艺领域，无论是文学、书法、绘画、音乐，还是戏曲、曲艺、杂技等，都有“学艺先学做人”的教诲代代相传。
以中国画论里“画品如人品”为例，这不仅是社会教育功能在艺术道德上的一种倡导，也是其作为美育的一种重要教育方式所具有的特殊功能。
“美育”概念率先由德国诗人、美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于18世纪末提出，即在培养人们认识、体验、感受、欣赏和创造美的过程中，使人们具有美的理想、情操、品格和素养。
“美育”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其从道德和科学教育领域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学科，并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席勒认为完美的人性是感性和理性的和谐统一，但是物质世界破坏了人性中的这种平衡，于是需要借助审美能力的培养和美的教育，以实现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协调统一，使人全面发展，这种教育就是“美育”。
他在所著《美育书简》中说：“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有审美的人，没有其他途径”，“因为道德的人只能从审美的人发展而来，不能由自然状态中产生”。这与我国古人所说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教育理念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传统中国画天然就具有美育功能。
我国近代学者王国维是第一个将西方美育概念介绍到中国的人，其后在近代教育家蔡元培的倡导下，中国近代美育教育体系逐步建立。
“美育”概念虽然诞生于西方，然而在美育精神培育和美育实践上，我国却是一个有着深厚美育传统的国家。西周时期的周公“制礼作乐”，春秋末年孔子创立的以“六艺”教授弟子的古代教育体系，均是在承认和重视人的感性和情感的基础上，主张顺应人的感性需求，通过培养人的艺术审美特性，发挥美育的教化作用，从而培养人内在的道德品质。
正是因为有着丰富、深刻的古代美育思想作基础，美育概念一经传入中国，中华传统美育思想便顺势与其结合，形成了当下较为完备的以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为主要艺术教育手段，强调教育的体验性和内在性的中华美育体系。
美育不仅是一种理论构建，同时是一种实践方式。当下在西方审美范式在全球范围依然具有广泛深远影响的现实状况下，提倡“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值得国内教育界、艺术界、美学界深醒。
传统中国画作为中国传统审美最集中、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理应成为“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的主力军。
传统中国画强调“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将习画的过程融入对人修身、立德、养慧的过程中。人们学习艺术，先要观赏、游历自然景物，学习古人的经史子集，对古人的智慧虚心涵泳，体会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的境界，体悟“万物皆备于我”的内涵，然后再描绘自然，抒发性情，在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提高个人审美和陶冶道德情操是一体的。
传统中国画家深受中国儒家哲学思想影响，秉持孔孟之道，集学识修养与浩然正气于一身，在此基础上，他们从事绘画创作，寄情于画笔，无不是托物言志的一种表露。
画家的画与文人的文、诗人的诗，表达形式不同，但表述的内容和情趣则是一致的。通过历代画家的不断挖掘，他们笔下逐步形成了一类重要绘画体裁，即通过描绘梅、兰、竹、菊、松等具有君子人格的物，来表达自身的高洁情操。以自然对象之美来比喻君子之德。如梅的高洁，兰的清幽，竹的坚韧，菊的风骨，无不代表着君子高尚的品格。于是绘画的过程，便成了赋予自然之物以人的生命的过程，同时也是君子内心情感的一种表达。传统中国画中所蕴含的这些美好寄寓，正是中华美育精神的主体内涵。
传统中国画讲求画外之功、弦外之音，与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功夫在诗外”，追求“余韵”，是一致的。中国画家不是训练成的，而是养成的。中国历代许多绘画大家无不自小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筑牢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基，进入人生的中晚年后绘画始有成就。
如明代开创传统大写意花鸟画风的徐渭，一生饱读诗书，曾八次参加乡试，50岁后专注绘画领域；清代画僧朱耷乃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子孙，从小接受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近代“海上画派”代表画家吴昌硕，10岁操刀制印，22岁考中秀才，又拜名儒学习辞章，其曾自言“50始学画”；家喻户晓的近代画家齐白石，57岁“衰年变法”方获成功。
由此可见，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年不断的研习与厚积，是造就传统中国画艺术巨匠的必由之路。中华美育的未来也必然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脉中，是传统的精华与时代的精神相结合淬炼的产物。
当下，有些人认为，文艺工作者的艺品与人品是两分的，创作出所谓好的文艺作品，未必人品也是好的。这与传统中国画倡导“欲学作画先学做人”的理念判然两途。传统中国画家的培养过程，恰好诠释了中国传统美育思想对人格的塑造，在“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的时代命题前，我们应该给予传统中国画教育以足够的重视，使其在新时代中华美育体系发展构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冯朝辉，系鲁迅美术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