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对杨柳青年画的研究日趋深入，南乡逐渐引起学界关注。杨柳青与南乡同为杨柳青年画的主要产地。杨柳青因年画而闻名，又以地名命名年画，而称“杨柳青年画”。然而，杨柳青年画并非仅有杨柳青镇一地出产，杨柳青镇以南的许多村庄，同样制作杨柳青年画。这些村庄的具体名称，其说不一，有说二十余个，有说三十六个。不过从地域上看，主要分布于今天杨柳青镇以南，张家窝镇及周边地区，因此统称“南乡”。为避免将“杨柳青年画”与“杨柳青镇”两个概念混淆，下文统一将“杨柳青镇”简称“青镇”。
虽然青镇与南乡同为杨柳青年画的主要产地，但笔者认为，杨柳青年画业的中心并非在两地同时存在，而是于清末民初渐渐从青镇转移至南乡。
20世纪30年代
“惟有廉增一家”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有民间艺术的爱好者们，慕名来访问年画之乡杨柳青镇，希望一睹杨柳青年画的芳容。可惜大都期待而来，败兴而归。1930年5月1日天津出版的《一炉》半月刊（第一卷第三号），发表报人徐凌影的《春之乡》一文，记述了其与丈夫吴秋尘及好友张建文一行三人于1930年4月赴杨柳青的见闻：“本来想找找画铺子，赏鉴这远近驰名的‘杨柳青之艺术’。我们无眼福，没有找到。”
1932年11月7日《益世报》刊登了《河北各县特产调查》一文，就有涉及年画的内容：“杨柳青镇产年画最著名，乾隆年间，画店有廉增、美利、廉增利、健隆、惠隆、健惠隆。继起者则有荣昌、义兴立、盛兴、爱竹斋等。庚子以后，为画业盛极之时。至今存在者，惟有廉增一家耳。店主戴文书，住河南草坝。”
可见，此时的青镇，生产、销售杨柳青年画的画店仅剩一家戴廉增。此后，在各种报刊的报道中，也偶见戴廉增的名号。
如1936年7月15日的《益世报》上刊载《名画家苏吉亨拟民众艺术改进计划》，其中就记录了画家苏吉亨对当时杨柳青年画状况的调查研究，其中写道：1921年左右“天津市舶来品充斥，谓之洋画。木刻年画，已小受影响。近年来，天津华中、协成等（共有七家）印刷公司，仿舶来洋画印制石印、胶印、七色版年画，亦谓之洋画。而木刻画日渐衰落，只有戴廉增尚在支持”。
又如，京城著名画家胡佩衡在1939年1月21日《立言画刊》上发表《道光年间的年画》一文。此文是其采访一位杨柳青年画画师后，依访谈素材整理而成，与现今口述史实录的方法颇为相似：“年画来自杨柳青，我认识一位画家吴道乘，他就是杨柳青生人，现在仍住在该地，所以他对于年画的来历情形，知道得比较详细。据他说：在杨柳青一带制造年画的首推戴廉增。大约最发达的时期，是在道光年间。戴氏的后人虽然仍有操旧业的，但是式微得很。所有旧版，都给卖了或烧火了……”
对于当时的戴廉增画店，《益世报》上也有过只言片语。1935年11月16日《益世报》发表署名来依的《杨柳青年画访问记》一文，其中写道：“饭后，由伙计嘴里打听出过了河，在摆渡口左边，有一家戴家画铺，专卖年画。于是，我们便巴巴地去找着这戴廉增画铺。好容易经人带进那个曲折的小院子里，和他们掌柜的说明了来意之后，他们都很高兴。”
杨柳青民谚有“当行比不了画作坊”之说，曾在青镇画店中独占鳌头的戴廉增，鼎盛时期制作年画之所甚至占据整条胡同，才留下“戴家实胡同”的地名。其规模之大，可见一斑。而从上述史料不难发现，此时的戴廉增画店，早已失去往日荣光，蜗居在“曲折的小院”了。并且从细节上推测，戴廉增很可能已经没了店铺，是在掌柜家中生产、销售。如此条件，即便是在年画作坊中都算不上大的。
更有甚者，进入20世纪40年代，在1941年出版的《天津县第三区杨柳青镇概况书》这样一本青镇的地方志中，对年画竟只字未提。可见，杨柳青年画至此在青镇已然销声匿迹。
青镇年画业的衰败
始于何时
20世纪30年代，青镇已难称画乡，仅有的一家戴廉增也是勉强维系，其他画店均倒闭关张，那究竟青镇年画业衰败于何时呢？
美术史论家薄松年在1958年第2期《美术研究》上发表《记杨柳青年画的制作及其他》一文论及此事：“杨柳青年画约始于明末清初，盛于清代中叶，民初以后日渐衰落，到解放前几乎全部停业……据老画师们说，在清末民初时画店犹有十六七家。”
此外，美术理论家、教育家金冶曾在1950年第2期《人民美术》上发表题为《杨柳青和天津的年画调查》一文，其中写道：“杨柳青在1884年到1902年左右年画发展最盛时，共有十二三家年画铺。每个年画铺大约有十几个刷印年画的案子。仅戴廉增一家每年就可以印制一百万张年画。”
下面再来看看亲历者的日记史料。1907年5月30日，一位俄国人曾到访青镇，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阿列克谢耶夫。他将1907年在中国旅行的日记整理成《1907年中国纪行》一书，其中就有其在青镇的记录：“我们来到著名的中国北方年画生产地——杨柳青。这里的年画题材非常丰富。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世界上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民一样用如此朴实无华的图画充分地表现自己。”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他在杨柳青的兴奋，甚至对走入年画作坊的那一瞬间，他都有细致入微的描摹：“我们走进一家作坊。主人脸上显出迷惑不解的神情。真是不可思议！一个外国人，会说中国话，不仅知道有年画这种东西，而且还能用行话说出其内容，这就更离奇了！看到如此丰富的论文材料，我的‘胃口’大开，买了许多。这个题目越来越让我着迷，况且以前从来没有人研究过。”
阿列克谢耶夫被眼前难以计数的年画所倾倒，陶醉于中国民间艺术中。同时，也反映出在清代末年，青镇的年画业还算兴旺。可见，将青镇年画衰落的时间定为“民初以后”，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南乡画业的崛起
虽然青镇年画业的衰败在民国初年以后，但南乡的画业在此前就悄然崛起了。就杨柳青年画业的整体而言，当年未呈现过颓势，其中心在清末民初由青镇渐渐转移至南乡炒米店。这在许多史料中都能找到蛛丝马迹。
1932年11月7日《益世报》上刊载的《河北各县特产调查》中就有记述：“自入民国以来，画业中心，集于津西南乡炒米店，画店有三十余家，其较大者为永和、恒元盛、万盛恒、万庆和、义成永、会德长等。”
1936年1月20日《益世报》的《杨柳青年画专号之一》上发表的齐吋糸所撰《关于年画》一文，其中也写道：“其实南乡炒米店是青镇画业的后台。那里据说每家都是画作坊，可称为年画村。而且全是女工操作。一行君几次都欲去未果。”
关于南乡的地理位置，以及青镇与南乡在年画业中的关系等问题，金冶在《杨柳青和天津的年画调查》中有过更详细的论说：“一般所谓杨柳青的年画，实际上它的产出地并不仅限于杨柳青这一个地方。除杨柳青之外还有与它邻近的炒米店……在杨柳青所说的南乡，包括炒米店这个小集镇在内共有二十九个村子，即田庄子、李庄子、赵庄子、大佛寺、雪家庄、董家庄、张家窝、老城、大小杜家庄、宣家庄、北村、郭庄子、冯高庄、木场、忻口、大小沙窝、王家村、耀家围等。每个村子都出年画。这里的年画在经营的性质上与杨柳青稍有不同，都是以农民们的副业生产为主，因此南乡几乎所有男女老幼都会画画。自然由他们手中所产生的年画，就远不及专家荟萃专业经营的杨柳青了。”
在南乡的众多村庄中，炒米店当数南乡画业的中心，《杨柳青和天津的年画调查》也对炒米店的年画渊源做了探究：“炒米店开始有年画是从1796年以后，最初是由杨柳青传过去的。在1911年以前还未铺修津浦铁路时，该地是津保间的交通要道，是南北旅客必经之地。当其市面繁荣时，有‘一京二卫三炒米店’之说。因此在交通上给炒米店的年画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当时，当地的平常人家，多半一面经营年画，一面兼营旅店留宿过往旅客。炒米店老百姓口中的‘春南秋北’，就正说明了旅客的季节性，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旅店中，也可以说是每个老百姓家中，旅客拥塞的情况。根据调查材料所得，知炒米店在1900年时有大小年画铺三十余家，到了1910年左右已经发展为六十几家。因为这里的年画主要是靠副业生产，成本低，又因为交通方便（当时杨柳青的年画都必须经炒米店转销外埠），因此在发展上竟远远超过了杨柳青。当其最盛时，比杨柳青当时的产销量要超过十倍以上。”
1900年至1910年，炒米店的大小年画铺竟从三十余家发展为六十多家。如此之快的增长速度，再一次印证了杨柳青年画中心转移的论点。正是在清末民初，南乡炒米店渐渐从青镇那里接过了杨柳青年画的接力棒。
年画业中心转移
带来画风的变化
在杨柳青年画业的中心由青镇转移到南乡后，由于两地之间的差异，自然潜移默化地使杨柳青年画在画风上产生了变化。
青镇的特征，可以归纳为“重商轻农”。1938年出版的张江裁著《杨柳青小志》中，就有对此特性颇为传神的描摹：“杨柳青有运河及盐河之交通，人民因之多业商，而客于四方，农圃者仅百分之一、二耳……农业者率为商客之副业，投资以牟利，非农性也，故农性人绝无而仅有。”“杨柳青夹居两河间，得其流通畅豁之气，而活泼流动以为性，至其言语声音，亦随之多曲折而明亮。商业之获也丰，故其用之也奢，奢华则轻财，轻财则不吝。”
可见，青镇虽是津郊之镇，但因运河而生，突显出“重商轻农”的地域特性，这与中国绝大多数的传统村庄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也正是由此特性，造就了青镇趋近于都市的审美观点，才产生了杨柳青年画独特的艺术魅力。细腻的刀工雕刻出流畅的线条，木版印刷后不厌其烦地手工彩绘，所画人物穿着服饰华丽讲究。可以说，青镇的年画是兼取民间版画与院体工笔重彩之长，在具备木版印刷的乡村气息之余，更多地体现出精巧细腻、色彩明丽、斯文雅致等特点。这些是在其他年画产地的作品中绝难找到的。也正是由此发展，至清同光年间出现了文人参与年画创作、甚至自开画店的例子，海派画坛领袖钱慧安和曾供奉如意馆的高桐轩就是其中的代表。
不同于青镇年画的发展得益于运河之利，南乡早期从事年画业是因土地贫瘠，当地土壤含硫、含硝量大，不适耕作，广种薄收，农事不佳。迫不得已，转投他行，以副业为生。南乡曾一度以从土壤中提取硝制作火药，生产烟花爆竹而维持生计。当时乡间民歌唱道：“苦南乡，苦南乡，喝苦水，磨裤裆。”“喝苦水”即指当地土壤贫瘠，含硫、含硝量大。“磨裤裆”则是指席地而坐，终日以加工年画为生。可见当时南乡民众生活之贫苦。
青镇年画业日渐繁荣，年画需要大量人工绘制完成。为提高效率，青镇的画店往往将木版印刷后的墨线初稿（俗称“坯子”）分发至南乡各家各户，由其进行粗加工的绘制、装裱工作。1936年7月15日《益世报》上刊载的《名画家苏吉亨拟民众艺术改进计划》中，就有画家苏吉亨对这一情形的描述：“在杨柳青附近的几十个村庄的农村和妇女，除了一年的耕耘纺织以外，这墨线着彩已成为他们唯一的副业了。工作最盛的时间，是在每年秋收以前及春耕以后的几个月内。并且这些人已训练成功极敏捷的技能。最快的画手，一天可以赚到五六角钱的工资（每百张工资不过一角）。所以走到杨柳青附近的任何村庄，全可以看到屋内陈设着彩笔画案一类的工具。”
1927年12月出版的《经济半月刊》（第1卷第3期）中收录《杨柳青年画之现状》一文中，更是对南乡年画从业者有过数字上的统计：“杨柳青以南各乡以绘画为业者不下六千人……炒米店、古佛寺、赵庄各村裱画人有四百余名（家庭从事裱画者除外）。”
由此可见，当时南乡年画从业人数之多，用“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形容当不为过。不过，南乡的粗加工多以技术含量较低的平涂技法为主，一般不涉及年画的关键部分。平日务农的老百姓的审美水平，自然与“重商轻农”的青镇的画师们存在偏差。为确保杨柳青年画不因粗加工而丧失传统艺术风格，年画的关键部位、点睛之笔仍由青镇画店完成，以保证年画的品质。
时至清末，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令停止漕运，这给青镇的年画业带来巨大打击，再加上廉价的洋纸、洋色引入，使青镇的画业雪上加霜，最终导致青镇各大画店纷纷倒闭。与此同时，京保公路的开通为南乡的年画发展带来了机遇。京保公路替代京杭大运河成为物流运输的大动脉，年画由此路行销全国。而南乡炒米店正坐落于京保公路上。坐拥优越的地理区位，又有绘制年画的广大民众做基础，南乡取代青镇成为杨柳青年画业的中心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清末民初，南乡不再局限于年画的粗加工，画店也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创作、刻板、印刷、彩绘、装裱、销售，一条龙的制作营销产业链形成，使南乡摆脱与青镇的从属关系，这也进一步促使杨柳青年画业中心由青镇向南乡转移。
青镇与南乡地域特性的差异，自然引起年画画风的变化。前文所述，青镇“重商轻农”的特性较为明显。相比于青镇，南乡更趋向传统，更加“重农轻商”。南乡的义成永画店就是最好的例子。
义成永画店位于南乡的南赵庄，张茂之在《杨柳青南三十六村画业兴衰史略》一文中对义成永曾用过这样的描述：“义成永画店是南赵庄独一无二的年画作坊，清朝光绪年间由杨永义、杨永成、杨永兴兄弟三人合伙经营。其规模之大、产品之精，驰名全国……民国初年，杨氏三兄弟分家，各立门户。义成永画作坊落到杨永兴名下，他继承千余块画版，继续经营年画作坊。”
2012年，在筹备“义成永年画艺术文献、实物、技艺与口述”展览的过程中，姜彦文带领的团队发现了1921年杨氏三兄弟在分家前的清点总目一册，取名为《1921年义成永画店杨永兴立应分家产目录》（以下简称“目录”），随后对该目录进行了研究考察，并整理撰写出《一个画店的1921》一文，具体内容这里不做赘述，仅说其中一点：“目录”共21页，记录了义成永杨氏家族在分家前的主要家产。在前几页中，所记并非画版、画稿、印画工具、绘制器具等物，而是马骡、小车等大量农具。由此推断，即使义成永画店是“南赵庄独一无二的画作坊……规模之大、产品之精，驰名全国”，仍然在分家时把农具视为较为重要的财产。可以想见，经营义成永的人们需要在画业不忙时从事农业劳动，而且仍然把农业视为主业。
位列南乡画店前茅的义成永尚且如此，其他画店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外，广大加工年画的普通百姓，更是过着土地里刨食，靠天吃饭的日子，年画只是他们用来调剂生活、改善条件的副业。“重农轻商”的特征使南乡的年画呈现出“质朴粗犷，笔墨大胆，着色艳丽，热情奔放”的特点，甚至略带写意的感觉。配图中的两幅杨柳青年画同为“庄稼忙”的主题。一幅为道光年间青镇齐健隆所作，一幅为民国初年南乡义成永所作。二者对比，青镇与南乡的画风差别尽显。
因南乡的画工们熟练地掌握平涂技法，所以他们甚至不拘泥于墨线初稿规定的条条框框。以简练的笔法，在快速的涂抹中，追求笔墨间的气质，以求传神。这也就有了“卫抹子”的称呼。阿英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年画发展史略》中写道：“沈太牟《春风采风志》记北京‘画棚’云：‘画出杨柳青，属天津，印板设色，俗呼‘卫抹子’。”
这种“卫抹子”正是南乡画风。其有别于早期杨柳青年画中院体工笔重彩绘画的特点，体现出更多的写意之风，也包含着更多的乡土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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