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证史》是英国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著作，其目的是想鼓励历史学家把图像作为历史研究的可视证据使用，同时，提醒使用者图像可能制造的视觉陷阱会让人产生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彼得·伯克并不否定或肯定图像的真实性，而是提倡学会辨识其真实程度，并建议解读图像从社会背景入手，从多种角度出发，还要注意细节在图像中的重要性。本文选取《农民之舞》这一作品，通过多角度解读来判断这件作品是否可信，即是否可作为历史学家研究的证据使用。
《农民之舞》是16世纪尼德兰画家老彼得·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的作品，布鲁盖尔长鲁描绘世俗题材的乡村生活和表现农民的日常生活，被誉为“农民画家”，其中《农民之舞》是布鲁盖尔晚期的作品，表现了一群农民在节庆时欢乐跳舞的场景。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幅写实的世俗画，生动地描绘了农民生活的幸福和喜悦，给人一种自由、意气风发之感，然而，这种氛围可能是画家人为制造的，并与追求自由信仰宗教有关。这件作品创作于1568年，正处于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兴起，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在北方传播，人们开始反对天主教会冗杂的宗教仪式，而新教提倡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地追求宗教信仰，反对天主教会垄断式的压迫，于是引发了圣像破坏运动和此时天主教会受到西班牙的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
此时的布鲁盖尔就是在这种宗教纷争的背景下进行创作的，1552—1554年布鲁盖尔去意大利游学，接受了正流行的人文主义思想，并与意大利人文主义圈子交往甚密。在尼德兰宗教改革之下，艺术家们纷纷寻找宗教之外的绘画门类，并开始流行世俗题材的创作，尤其是谚语或道德题材，这种题材来自民间，容易被大众所熟知，方便进行道德的说教，布鲁盖尔通常使用此类题材来表现欢乐或节庆场面，以反讽人们的愚昧和社会的动乱。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中世纪的秋天》中认为：“节庆是社会表现欢乐的最佳手段，是获得社会认同感的最佳手段……欢乐与日常生活的苦难反差越大，节日就越是必不可少，人们需要美的享受和欢乐，以照亮现实的阴暗面”。这是一种隐喻性质的表达，隐喻性是尼德兰流行的表达方式，威廉·沃林格（Wilhelm Worringer）在《抽象与移情》中这样评价这种盛行的隐喻：“北欧民族是难以捉摸的，他们有着矜持难以接近的性情，因而，他们内在的不均性和不确定性，就是他们不会去寻找一种比较明确的表现”。这种矜持同样在博斯的作品和17世纪的荷兰风俗画中可以看到。
这种人为的欢乐气氛确实无法让人作为可信的证据进行历史的考证，然而，换个角度，历史学家可以研究艺术家的心态史，即从宗教题材转向世俗生活的态度变化，准确地说，16世纪的文学和艺术都转型于现实生活，但仍然保持一种艺术幻想和日常生活的融合，这种转向与当时斯多葛学派的流行有关，斯多葛学派追求“合乎自然的生活”，追求一种自然主义，从而促使他对自然法则和人类生存进行思考并运用于创作中。如他的《儿童游戏》《狂欢节与封斋期之争》等作品，以一种俯视的视角鸟瞰着人群聚集的活动，奥地利艺术史学家本内施认为，这正体现了布鲁盖尔对自然法则的态度，即“人类被理解为屈从于人间万物的根本法则下的芸芸众生”。
《农民之舞》除了渲染一种浓厚的欢快气氛，画面中出现的一些形象的真实性也值得我们商榷，比如农民的形象是否真的如此？为什么借以农民的形象进行讽刺？另外，从形式上说，人物的肢体出现了夸张的变形，近景处的两个农妇与周围跳舞的农民相比，整体比例缩小了好几倍，另外两个正在跳舞的农民身体被放大，整体表现了一种混乱的局面，大肆喧哗的喝酒者，亲吻的情侣，不顾形象的欢快跳舞的人。对于这些形象的真实性，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布鲁盖尔以及同时代的人们对农民的态度。毫无疑问，农民的形象是一种套式，在讽刺西班牙与天主教的同时，也借机批评人们的愚蠢。
另外，这幅《农民之舞》的构图具有戏剧场景的布局效果，而且，布鲁盖尔与莎士比亚对农民的态度有相似之处，贡布里希对此这样评价：“他对农民农家生活的态度跟莎士比亚极为相似，对莎士比亚来说，木匠昆斯和织工波顿是一种‘丑角’，那是习惯于把乡巴佬当作开心的人物”。并且认为，两位并不是有心对“他者”进行丑化，而是“跟希利亚德描绘的贵人相比，在乡村生活中，人的性格较少伪装，较少隐匿于虚饰之中，这样，当剧作家和艺术家想暴露人类的愚蠢时，他们就往往取材于下层生活”。
我们可以推测，在《农民之舞》中，布鲁盖尔对农民的欢快舞蹈可能报以虚假的态度描绘，从而达到道德说教的目的。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布鲁盖尔可能真的在现场观看过农民的舞蹈，并当作“目击者”进行描绘，毕竟这位属于城市的画家确实在农村装扮成农民与这些人生活过一段时间。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农民作为一种套式构成画面的事实。彼得·伯克认为15、16世纪的农民形象是以反面的态度进行传播的，让他们的身材保持矮小肥胖，从而拉开了城市与农村的距离，或者说拉开贵族与底层的距离，如果贵族还可以赞助油画家给自己创作肖像和生活用品以展示财富，那么对于农民来说，他们会极力避免自己的模样被创作。
然而，布鲁盖尔的好友圈始终处于上流社会，“农民画家”的这个称号就出现了矛盾，社会史学家阿诺尔德·豪泽尔就极力反对这个称号，他认为布鲁盖尔作品的共同特征就是脱离大众，并且认为这些农民作品本来就起源于宫廷文化，被贵族收藏并消遣，这种消遣“跟他们几个世纪前阅读韵文故事所获得的快乐很相似”。
我们可以说，这件《农民之舞》在整体上属于公式和主题的组合场景，表达了对宗教自由的追求和对天主教会与西班牙统治的讽刺，还有另外的道德寓意，即对底层人民行为的愚蠢进行批评，供宫廷和贵族进行消遣，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对风俗画的目的进行这样的描述：“是从正面或反面证明，这个世界的德行，是由社会上或财务上的成功给予回报的”。历史学家无法从这张画或者16世纪的大部分农民画中对农民的真实形象进行准确地考证，但可以换种角度关注社会各界对农民的“凝视”上，即态度的变化上。图像具有多功能的表达，就像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中认同的：“图像见证了过去的社会格局，尤其是见证了过去的观察和思维方式”。总之，我们在解读图像时，不能单纯依靠图像学或者图像表象进行分析，而是将实物转换成艺术的原物，将作品放回社会背景中考察，有理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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