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项元汴柏子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少时临《三希堂法帖》，字没练成，却记住了“三希堂”，知道它是乾隆皇帝的书房，专为收藏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等三件稀世珍宝而建。稍长，等到自己有财力购书了，被梁任公那一支挟带风雷的笔裹挟着，认定“饮冰室”主人的文章才是天下一等文章。那是1989年，先锋诗歌在县城狂飙突进的年头，我身边的诗人们都在忙着给自己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笔名，我却给自己的书房取了两个名字，“石屋”，“不名居”。当我以“石屋主人”的名号出现在县城文学圈时，收获到一连串鄙视的目光自然是意料中事。在张口“达达”、闭口“未来”的朋友们看来，这样一个抱着陈旧的文学观念的人，简直是个“古墓派”，不知从哪朝哪代穿越而来。我自不顾，还用毛笔张牙舞爪地写了这几个字贴在门上，很是吓退了几个找我来玩的诗人。我自称“小说与随笔作家”，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当然是自说自话，小说那时还没开写，发表的第一篇随笔叫《不名居随笔》，第二篇是仿俞平伯写秦淮河的《蕙江月影》。蕙江，是我家乡的一条河，又叫姚江。只是现在发表这两篇文章的报纸都找不到了。
想到我与书房的这节往事，是因为京中朋友介绍的故宫博物院去年的一个展，“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县城少年的世界到底是贫瘠的，那时我们随世沉浮，竟然不知道书房就是一册打开的山河，书房，原是可以照见天地人心的。2012年，我忽起心动念，要以明朝嘉万年间邻邑嘉兴的收藏家项元汴的书房兼藏室“天籁阁”为枢纽，再结合同时代王世贞的“尔雅楼”、董其昌的“戏鸿堂”、冯梦桢的“快雪堂”，宁波范钦的“天一阁”，来写一册晚明江南鉴藏小史。原本是想徐徐展开一段晚明人的审美人生，由古物古心，见天地众生，三年拉杂写去，觅得十三颗记事小珠，有道是，“花是精华，人亦是精华，最为精华的还是那个年代成熟到了奢靡的物质和精神的种种”，集成《南华录》（七年之痒，又由“白马时光”再版为《极致审美》），对项元汴这个晚明鉴藏大家依然割舍不下，作了全书的开篇人物。我总以为，如果把晚明风雅比作一把折扇，那么项元汴就是其中的一根扇骨。
皇帝的文具箱
当然也有遗憾，要是我刚开始接触艺术史的十年前就看到这个展，看到这些承载着中国文人审美意趣和生命热情的“意”和“象”，笔下的展开可能也会有所不同吧。
譬如展览里那件“皇帝的文具箱”。介绍上说，这件制作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的紫檀木箱，是供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南巡途中一个随时携带的微型书房，可以将镇纸、水盛、笔架、砚屏等64件文房暗藏在箱格之中，搬出隐藏着的活动桌腿，再将木箱整体翻转过来，它又会变身为一张可供书写绘画的书桌。一个精力旺盛、勤于绘事，又对世界抱有无限好奇的皇帝，才会喜欢上这样一个小物件儿吧。之前我曾有留意，自从写《广志绎》的台州人王士性起，旅游就蔚成风尚，仕女游春，向来是入画的好题材，没想到这股风竟也吹进了宫廷，乾隆以巡视为名多次南下，不就是追慕闲适优游的江南文人生活么？生活在北方世界里，总会有一个氤氲之气弥漫的江南梦吧。
留有乾隆手泽的还有一方端石“霭霭融砚”。此砚规制是秦汉时期流行的平板砚，色紫，砚面光素平滑，简洁规矩。从砚铭后面的“雍正癸丑秋日 恩赐端砚
子臣弘历恭纪”来看，是雍正十一年（1733）皇帝赐给当时还是皇子的弘历的。弘历收到父亲赐砚欣喜莫名，写诗勒石于旁：“霭霭午窗明，融融御苑晴。恩波流浩荡，缃案沐光荣。雅致传端石，高标纪旧坑。一泓秋水澹，几片碧云清。入席添诗兴，开囊粲玉英。虬龙浑欲动，藻采自然生。学海惭无楫，心田勉欲耕。研精书史里，总是被生成。”事实上这方端砚也给弘历带来了好运气，获此赏赐不久，他就被封为和硕宝亲王，成为内定的皇位继承人。据说，端砚的原料端石，以产于端州（今属广东肇庆）斧柯山羚羊峡之端溪周边为最佳，人称“鱼脑冻”。同场展出的项元汴的一方端砚，应该也是采自岭南之地。此砚石质细腻，色紫黑，砚面受墨处平滑，砚堂宽阔，月形墨池，砚背为斜通抄手式，砚侧刻楷书砚铭“项元汴写山研”六字，气韵犹有胜之。
我总疑心那方“霭霭融砚”，就是当年项元汴“天籁阁”的旧物。1644年嘉兴遭受刀兵后，项氏“天籁阁”旧藏的米芾、吴镇、徐贲、唐寅等画卷已大多被裹挟北上，成为皇宫庋藏。民国时，翁同文先生统计故宫博物院的书画收藏，总数为四千六百余件，来自天籁阁的为二千一百九十件，项元汴实以一己私人之力，撑起了故宫的半壁江山。弘历把自己在承德避暑山庄敕建的藏书楼命名为“天籁书屋”，还在1784年南巡至嘉兴时特意造访天籁阁遗迹，写诗怀念死去近两百年的项元汴，“檇里文人数子京，阁收遗迹欲充槛；云烟散处飘天籁，明史怜他独挂名”,这个博雅好古的清朝皇帝,一向都是项元汴的热切粉丝。
风雅如同一滴墨
今天看来，嘉万年间最著名的收藏家项元汴没有留下一部藏品著录真是艺术史上的一件憾事。或许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本书，但在后来的战乱中被毁了。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了。虽则如此，“天籁阁”的藏品还是有不少见诸明末以来的各种著录，项元汴在那些经他收藏的字画上都留下独特的印记，少量还有字码，这样，尽管过去了将近五百年，凭着这些草蛇灰线，后世还是可以大致复原项氏藏品的基本规模,其数大概在两千件左右，也就是翁同文当年说的，为民国时期故宫藏量的半数。
戏曲家兼收藏爱好者何良俊，与嘉兴项家是世交，1555年冬天，项元汴的父亲项铨八十大寿时，供职南京翰林院的他曾应邀赴项家贺寿。项铨是个生意人，经商积成巨富，晚年又花钱捐了个吏部郎中的虚衔，他的三个儿子自然要把这场生日寿宴办得热热闹闹。日后，何良俊在回忆这场寿宴时说，这一家的排场之奢侈，实在过分了，“此其富可甲于江南,而僭侈之极,几于不逊矣”。
这一天到场的宾客大概有二十余人，每一位宾客桌前皆有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餐毕，用来洗面的是梅花银沙锣，就连漱口盂都是纯金打造的——何称之为“金滴嗉”。此外，目击者看到的奢侈用品还有银水火炉、金香炉等，是夜宾主尽欢后宿于项家，饱受刺激的何良俊又一次吃惊了，他说，就连客房里的帷帐衾裘也全都是锦罗绮缎，豪奢无比，害得他一整个晚上都不能合眼。
同时代的文人、画家、古董商人、文物掮客——包括日后的李日华和董其昌——只要曾经出入天籁阁的，无不对项氏家族巨大的家产表示歆羡，时代的尚奢风气使他们普遍认为，只有在阔大且设计精心的庭园里，在考究的家具和精美的茶具、香具里，优雅生活的气韵才能得以完全呈现，真正代表一个人地位和品位的不是金钱的堆砌，而是法书、名画、文玩、奇石和花卉虫鱼这些与日常生活无甚关联的雅物。
当客人们穿过堂前的松石梅兰和拖曳衣裙的香草，再转过四座迎宾的大理石屏，进入纱萝隔开的摆满了金石文字和珍异的铜瓷花觚的天籁阁秘室，必定会有进入时光隧洞之感，只恨自己的一双眼睛不够使了。商周时代青绿色的彝鼎，汉代的玉器兕镇、犀珀旧陶，晋唐宋元的法绘名帖，官哥、定州、宣城之瓷，端溪、灵璧、大理之石，再加本朝永乐朝的雕红漆器，宣德朝的铜铸香炉，成化年间官窑烧制的小件五彩瓷器，就好像整个世界的宝物都拥挤到了这小小的阁中。赞叹之余，他们对这些古物背后巨大的财力支持更是咋舌不已。
一本嘉兴地方志《嘉禾徵献录》里说，项元汴的父亲项铨年轻时就显示出了很强的经商才能，“治生臆算，盈缩无爽”，他靠经营典当业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然后到处置地买屋，收取地租。项铨死后，把家产以一作三，分给了他的三个儿子。比起两个兄长，项元汴从父亲那里接受了更多遗产，或许是父亲项铨偏心，或许是两位兄长出于对幼弟的关爱，他们都自愿让小弟多占一份，这一令人称道的行为，在地方府志上被称为“让财于季”——季，也就是他们家的老三。
风雅如同一滴墨，会沿着宣纸的纹理洇染开去，对于三兄弟里年岁最小的项元汴来说，看着自己素来崇拜的长兄和一帮诗人艺术家经常往来，他幼小的心灵肯定对那个充满着笑声的艺术家圈子充满了向往。正是在乃兄的影响下，少年时代的项元汴狂热地迷恋上了诗歌，并立志成为一个诗人，但可能是个人才能的关系，他到死都没有博得兄长们那样的诗名。
这个失败的诗人，手挥丹青却着实令人惊艳。他画山水小品，学的是元人倪瓒、黄公望笔意，尤醉心于倪。书法走的是大书法家怀素和尚的路子，得到过晚他一辈的艺术史家董其昌发自内心的赞赏。尤其是他画的墨兰图，师承当朝大家文徵明，是典型的元人笔意，叶子只四五笔，花二三茎，竹十余叶，石头也只孤零零的一块，具体的景物都只是略写大意，却把看似细弱的一株生命，画得气息极为悠长，看来画家不但惜墨，而且惜笔，不但惜手，而且惜心。项元汴中年时画下的力作《花鸟长春册》上，董其昌题跋感叹说，读这份册页就像走在林木葳蕤的山阴道上，让人应接不暇。
但项元汴作画有一个毛病，总喜欢把他那些诗歌作品题写在画幅空白处发表，要是他的诗与画能够水准相当、珠联璧合，倒也罢了，问题在于这些诗句并没有他想当然的那样优秀，这就让那些求画者很是苦恼。后来不知是谁想出了个法子，向项元汴订画前，先向他的随身书僮送上三百贯小钱，叮嘱之，一待项元汴画毕，就迅速抽走，拿印章沾满印泥盖在空白处，以免他家老爷画蛇添足再去题款，他们笑称这钱叫“免题钱”。
艺术战胜世俗
在到处都摆满珍玩的天籁阁，项元汴把自己所有的藏品都看一遍，要花上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一轮看下来，再周而复始。项元汴就像山洞里的一只穿山甲，守着他的宝物，不许外人染指。不只生人不能靠近，家猫、蝙蝠也是严禁进入这间黑暗的屋子的，因为它们不经意间一抬足、一扇动翅膀，碰坏的就可能是商周时代的彝鼎，或者墙壁上挂着的晋朝古画。
前文说到的戏曲史家何良俊，在出席项家寿宴的第二年，即1556年冬天，风尘仆仆地来到项元汴家中，他在阁中经眼的历代字画，为我们呈现了项元汴早期庋藏的大致面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项元汴三十二岁，他的古物王国已基本建成。
翰林院孔目何良俊如同进入了一个神奇的时光隧道，跟随着他好奇的眼睛，我们会看到过道两侧无数带着铜锈的商周时代的鼎、莹白无瑕的汉代的玉，他开始的惊叹还有着应付主人的客套，但当他转过一堵巨大的大理石屏风，进入天籁阁的心脏，面对着满眼的晋唐巨迹、宋元名画，他张大的嘴巴已久久不能合拢。赵孟頫的那幅《江山萧寺图》，用旧纸作水墨，左角下方画三层山，每层密密画古树数十株，第三层绝顶林木尽处画一古寺，右边稍高处作远山数层，意境如同一曲唐人小令，已让他叹为“精绝”，但看到闻名已久的《鹊华秋色图》时，他已经感到了语言的苍白。怀素《自叙帖》卷、李白《上阳台帖》、顾恺之《女史箴图卷》、韩干《牧马图轴》……如此精良的藏品，再换算成不菲的市值，足以让他目瞪口呆。那一日走马观花，何良俊的脚步最后停在“米南宫三帖”（即《叔晦帖》、《李太师帖》和《张季时帖》）前，如同滞住了一般，良久，不知是对主人说还是自言自语：“笔墨飞动，神采焕发，米老行书当以此卷为第一。”
那天何良俊看得最多的是黄公望、倪瓒、赵孟頫、王蒙、吴镇等元代画作的作品。重元贬宋，这也是当时由吴人发端影响到整个鉴赏界的风习。如果何良俊知道了他这次看到的只是天籁阁庞大藏品的冰山一角，还有大量唐以前甚至六朝、晋代的法书、古画他未尝经眼，阁主人还藏有米芾的三件画作、苏轼的五件画作、宋徽宗的十五件工笔花鸟秘而不示，他回去一定会暗底下大骂项元汴的吝啬。
从何氏的这次观画可以看出，项元汴是一个颇富历史观念的收藏家，天籁阁主人是以宋元文人画家为主体构建他的收藏王国。在这个名家谱系中，赵孟頫有如中心坐标，往前追溯，是二王的巍峨身影，往下延伸，则是项元汴至为推崇的吴门画派的文徵明。至于嘉万年间名喧一时的“浙派”画家戴进、吴伟、蒋嵩，甚至以狂放的画风拥有众多粉丝的徐渭，在天籁阁庞大的藏品中连他们的影子都找不到。
一种古典观念和趣味充斥着这个私人收藏王国。所谓古物之心，乃在一古字，以古为美正是那个时代的主流鉴赏观。对这些作品千方百计地搜罗，一方面体现了项元汴对这些伟大艺术家的歆羡，另一方面，在对这些艺术品进行来历考证、诗文题跋以及向参观者展示的过程中，他也微妙地传达出了自身的一个愿望，那就是他想要藉此获得一种身份认同。
在帝制时代的中国，对一个人的才能、地位最大的认同来自于国家组织的各级考试，因为这是通行地迈向社会精英人群的必由之路。然而，这样一个纯然由古物构成的世界，却让项元汴足以抵制住这种诱惑。当项元汴在满眼古物的天籁阁里踱步时，他一定是这样想的，由于他连接着宋元、隋唐、魏晋乃至更早时候的文化英雄，连带着连自己也加入到文化精英的行列中去了，在功利主义者的眼光看来，这或许正是艺术战胜世俗的一个明证。
古物的精灵
六十岁后，项家已很少再有豪侈宴客、夜夜笙歌的场面，不知是项元汴精力不济还是他的经济已不似先前阔绰。在一幅旧画的跋语中，寥寥数字“受制暴党”、“杜门避难”，隐隐透露出他好像遇到了什么棘手的事，遭遇了什么外来的变故。
项元汴不像同时代的冯梦桢、李日华有写日记的癖好，但从他写下的“汴以不才，困处丘隅，踌躇世故，凄恻家艰”等零星数语，还是可以猜测事情的起因似是家变，很大可能是给六个儿子析产发生争执，再有豪强大户插手，以致项元汴焦头烂额，无以应对。
1589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项元汴宴请了由冯梦桢陪同前来嘉兴的著名戏曲家屠隆（冯和屠是万历五年的同年），陪同的还有当年因抗疏张居正夺情遭受过廷杖的沈思孝等人。这是见诸记录的项元汴主持的最后一次夜宴。宴毕，项元汴出示了自己的得意收藏，褚遂良手摹的《兰亭序》和米芾的真迹。作为答谢，首次造访项家的屠隆也留下了一首小诗。就在这次夜宴后的次年冬天，一代收藏大家项元汴在家中去世，由于记载阙如，我们只知道他是在“家衅陡作”的困顿和失意中去世的，至于这位大收藏家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永远不会有人所知。
项元汴一手打造的艺术王国在他去世半个世纪后土崩瓦解。1645年8月6日清晨，清豫亲王多铎派遣贝勒博洛的一支军队爬上了嘉兴城墙，短暂抵抗后，知府钟鼎臣、协助守城的南明吏部尚书徐石麒等人自杀，大批军民出东门逃往平湖方向，随后清军展开了疯狂的屠城。
项元汴的孙子项嘉谟城破时率二子及妻妾投天星湖自杀。项嘉谟以前的邻居、诗人朱彝尊在得知他慷慨赴死后表示了发乎内心的尊敬，他没想到大变之际，一个“裙履子弟、栗果少年”竟也能视死如归。
嘉谟的一位堂兄项圣谟，数月前南京陷落时已带着老母妻子躲到嘉善乡下，侥幸逃得一命。据说圣谟在乡下时画了一幅《秋山红叶图》，图中大片秋林丛立，树叶红黄黑白相间，斑斑点点，如泪如血。另一幅《大树风号图》，图中画一巨树，却无一叶，在风中号哭，树下一老者曳杖于山坡上，回望青山，无限惆怅
。据府志记载，早年有志画道、并得董其昌亲手指点的项圣谟晚年陷入赤贫，靠贩制伪画为生。
多年以后，项圣谟在《三招隐图》的题跋里如是回忆1645年那个苦涩的夏天：“明年（1645年）夏，自江以南，兵民溃散，戎马交驰。于闰六月廿有六日，禾城（嘉兴）既陷，劫灰熏天，余仅孑身负母并妻子远窜，而家破矣。凡余兄弟所藏祖君之遗法书名画，与散落人间者，半为践踏，半为灰烬……”
“半为践踏，半为灰烬”，说来真是无限凄凉。在这场浩劫中，项元汴死后分给六大房的累世珍藏，据说被一个叫汪六水的千夫长掠去，从此散落人间。到1652年端午，著名鉴赏家吴其贞来到嘉兴，从在世的项氏后人手中看到仅存的黄公望《水阁图》时，项氏六大房物已然散得差不多了。
项元汴把玩书画的大理石画桌，后以四十两银子归于苏州收藏家陆西屏，陆死后，图藉星散，大约1817年前后，这张石桌成为了专藏宋版书籍的清代大藏家黄丕烈“士礼居”的藏物，据说当时还光泽可鉴。黄丕烈说，当年项元汴在世时，不知有多少价值数十万金的书画古物在此桌上展览，此石已然有灵，“今而后当谨护持之，勿轻去焉，庶足以慰此古物之精灵乎！”
差不多同一时间，另一位住在嘉兴新篁镇的金石学家兼鉴赏家张廷济，得到了天籁阁的另一件旧物，出自嘉靖年间巧匠阎望云之手的一张几案。有感于这些似有精灵佑护的古物在一代代主人去世后还随世浮沉，张廷济如是感慨：回思天籁，劫灰浩茫，何木之寿，岿然灵光？
1938年4月，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新篁镇时，这张几案和张廷济收藏的鼎彝、碑版及历代书画一起在大火中焚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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