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春天，我在比利时获得一份意外收获——一张画在普通铅画纸上的中国画《四马图》,作者是沙耆。
《四马图》以中国水墨方式画就。画中，四匹马埋头饮水。画上落款印“沙耆”，印非钤印，是用画笔画上去的。
沙耆被称为“中国的梵高”，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而隔着时空，以画作与自己家乡的前辈画家邂逅，无疑让他的传奇人生离我更近了一些。
沙耆1914年出生于浙江鄞县塘溪沙村，与著名书法家沙孟海是堂兄弟；1937年1月，他到比利时皇家美院学画，此后名震欧洲；1946年，沙耆因病从比利时回国，从此滞留家乡塘溪三十余年，期间他几乎停止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复出，在杭州、上海、北京的一系列个展中，他重新获得艺术界的关注和赞美。
沙耆在不同时期，留给后人太多的谜团。特别是在比利时的十年，他如何学习生活？作品以何种形式表达？取得的艺术水平如何？又是什么原因让他成为“疯子”？
台湾地区的林辰阳先生，是沙耆的早期收藏开拓者。他请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郭凤西女士到欧洲调研，试图全方位了解沙耆在比利时十年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半年调研后，郭凤西写了一篇总结《黄金时代震撼岁月》——沙耆的旅比十年（1937-1946）。如她开文所讲：“沙耆于1937年初来到比利时，1946年末离比返国，比国生活了几乎整整十年。这十年中他画了多少幅画？无法估计；其他如学业、工作、生活情况，以至心路历程，我们也只摸到一个大体的轮廓。”
我想，有些谜团或许永远都无法解开，有些谜团则随着近期沙耆欧洲绘画艺术作品的不断发现，他在比利时时期高超的艺术水准得以慢慢浮出水面。同时，通过对这些作品的解读，我们会更加清晰地了解沙耆在欧洲的艺术创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
毫无疑问，沙耆在比利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不仅由于在比的最初三年，他在皇家美术学院取得学生最高奖项。最重要的是之后七年时间中，他非常努力通过画展来提升知名度，通过画廊来求得生计。且从皇后到平民，都对他的绘画艺术予以肯定，并热衷于收藏他的作品。这从近期欧洲拍卖公司拍出来的沙耆作品中，可以窥见一斑。
郭凤西的调查资料中显示：1940年，沙耆同毕加索等共同举办过联展。1941年，他在“五十周年纪念博物馆”和“小画廊”举行个展，紧接着四月在列日市“欧洲艺术中心”联展。此后，他的绘画艺术就在比利时声名鹊起。1942年，在比利时“小画廊”举办个展，其作品被比利时皇后伊丽莎白收藏。
但1942年8月2日，沙耆第一次精神病发作，病因是创作精神上的压力过大？生活出现困境？还是感情的问题？不得而知。
沙耆在当年八月底出院后，又接连参加各地的展览、社交活动。但可以确定的是，生活和创作的压力，对祖国和家乡的思念，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为后来第二次发病留下了因果。离奇的命运，终究让他成为充满传奇色彩的伟大“疯子画家”。
沙耆作品除了油画的表现形式外，还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水彩和水墨画，这些作品也成为了欧洲各个拍卖公司求之不得的“硬通货”。
此次在比利时发现的《四马图》中，除了画上落款印“沙耆”是用画笔所画，另有落款：“上海宁波同乡会第一小学惠存，旧同学沙引年云国仙人谨赠，一九四四年作于比利时”，并起首画“吉留”。
画中传递出几条信息：
一、此画是送给上海宁波同乡会第一小学的。
据《宁波旅沪同乡会百年纪》一书记载，“宁波旅沪同乡会第一小学”创办于1920年，原为七浦路宁波旅沪公学改就而成，至1927年，共创办十所小学，学生达数百人。
从沙耆年谱中显示，1925年沙耆随他父亲沙仔甫来到上海，就读于“上海宁波同乡会第一小学”。那时沙耆刚好十岁，很显然，画中题跋中所提到的“上海宁波同乡会第一小学”，同《宁波旅沪同乡会百年纪》一书记载的“宁波旅沪同乡会第一小学”应为同一学校。而这张画上的题跋，再次佐证了他在十岁就读“上海宁波同乡会第一小学”的真实性。
二、运用中国传统题材，表达沙耆对祖国和家乡的无比热爱和思念之情。
古今画马者，唐有韩干，宋有李公麟，元有赵孟頫，至明清后走向衰落。而近现代沙耆的恩师徐悲鸿，画马有如郑板桥画竹，家喻户晓。继承其衣钵的沙耆画马也为之一绝。从比利时时期到晚年，运用油画或水彩，或以中国水墨画的不同形式，沙耆从来没有停止过画马。
奔马多喻奋勇向前的民族精神，而此四匹皆作低头饮水的马，喻饮水思源。
我想，身在海外的沙耆，应该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祖国、家乡和亲人。我想，这种情感，也是常年生活在海外人们的共同情感，是中华民族游子的永恒精神。
三、启用了“云国仙人”的称号。
沙耆原名引年，字吉留，在欧洲时起用英文“SADJI”。早期的作品多数的落款是“SADJI”，少用“沙耆”中文名，也有英文和中文在一张画上并用。晚年多用“沙耆”中文名少用英文名“SADJI”。“云国仙人”这个落款多在传统水墨形式的作品和水彩作品中出现，而油画作品中少有出现。出现的时间在1942年左右，这个称号有时在晚年的作品中也有落款。
四、1944年前后，沙耆绘画创作出现了具有传统题材的水墨形式作品。
这些作品的特点：首先是材料简单。上世纪四十年代沙耆身处比利时，无法得到中国传统绘画所用的笔墨纸砚，于是他运用单一的水彩颜料充当水墨，并在普通的铅画纸上作画，连钤印都是用笔画的；其次表现手法简单。材料的缺失并未让他止于以中国传统人物故事，马、老虎、猴子等动物为依托，表现绘事场景，他甚至运用简单的线条来表达作品。
如果说中国画的线条讲究的是韵律和力度，那么西方绘画中的线条讲究的是繁复和节奏。沙耆的作品运用不同种粗细的线条重复勾勒出人物故事或一个场景，这种中西方线条结合的方式形成的作品更像是未完稿，没有修饰，没有西方油彩的色彩绚丽，也没有中国传统白描线条的唯美，这些作品简单、直接、纯粹，但更具有视觉上的冲击力，不乏作者内心世界的表达，强烈反映作者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对国家报恩无门的彷徨、焦虑、挣扎的内心世界。
无独有偶，沙耆资料收集者史美章老人向我提供了一个信息，宁波善园有一幅同样题材的水墨复制品《三虎图》，真迹在林辰阳先生处。为此，他还联系了善园董事长陈耀芳先生。
《三虎图》高高悬挂于善园内某个厅堂墙壁的一侧。画面用重复繁琐的线条，描绘了三只老虎，一只进食，一只低头视之，另一只回头张望，好像在警戒，俨然是一家人。落款：宁波严康懋小学校惠存，同学沙耆云□仙人敬赠，“云”后面漏一“国”字。一九四四年冬绘于比利时。起首印：耆；落款印：吉留；印是画印。
可以佐证的是，《三虎图》同《四马图》同作于比利时，并且绘于同一年。
从作品中，我还得到一个重要的信息：沙耆在随父去上海之前，曾就读于宁波严康懋小学。
在善园的入口处，陈耀芳先生向我们介绍，他在民间发现了一块“康懋学校”的石质校碑，并立碑撰文，保留至今。如果没有陈先生的保护意识，这一重要文化历史遗迹将淹没在社会前进的洪流中。
校碑后铭文所记：严康懋是近代甬上善人，于民国六年（1917年）出资一万三千四百元创办严氏小学，九年后学业扩展，名康懋国民学校。重教兴典，文化兴邦，这是国人之义举，也是中国人的精神。
有了《三虎图》的有力佐证，在沙耆去上海之前，先就读于宁波严康懋小学。这一点，我想在沙耆今后的年谱编写中可以增添新的重要环节。
沙耆绘《三虎图》和《四马图》，分别送给自己年幼时就读的学校，是他对家乡与童年的相思，这一情怀万水千山唯寄予画笔中。
作家赵福莲女士在《沙耆在东钱湖的岁月》中，曾记录沙耆在笔记本中写就的一首诗：“忽闻中华已解放，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此比国回故乡，便上浙江做省长。”
这首诗，诠释了沙耆身处内外交困的动荡年代，面对生活上的困难，仍不忘努力去实现心中理想和抱负，时刻心系祖国和家乡。这也是一个伟大艺术家散发出来的民族气质，永留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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