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现代雕塑源自西方写实主义雕塑，主要由一批留学生传入中国，并借助雕塑创作使其在中国传播，从而生根发芽。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现有的史料梳理显示：民国时期，雕塑教育并没有在“中国现代雕塑起源”问题上扮演最为重要的角色！得出这个结论是悲凉的，但似乎正是一个历史事实。民国时期，基本上是“留学生雕塑家群体”在极为有限的雕塑创作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使“现代雕塑”慢慢渗入社会之中。由于雕塑创作机会的稀少，雕塑作品的造价昂贵，雕塑创作得以进行、雕塑作品得以问世都很困难，而这类机会多为“留学生雕塑家群体”所得。
在梳理民国雕塑教育之前，这是必须给出的定位，也是当时现代雕塑的具体语境。在民国雕塑教育中，特别是在1937年之前，在雕塑教育方面，无疑国立杭州艺专的重要性要大于国立北平艺专。1938年两校合并，两校雕塑专业随之合并，一直延续到1945年。此后直到1949年，两校雕塑专业发展并驾齐驱，各有侧重。
本文以时间顺序，对国立北平艺专雕塑专业的发展作一简略梳理，从发展过程中选出关键点，以“事件发生”为基础，引申出与“中国现代雕塑起源”相关的深层问题。
一、蔡元培对“雕塑”的理解以及与雕塑家的早期渊源
1916年，蔡元培在“华工学校讲义”中谈及“雕刻”，认为“音乐、建筑皆足以表现人生观；而表示之最直接者为雕刻。”蔡元培之所以如此推崇“雕刻”表现人生观的作用，给出的理由有二，一是雕刻“为种种人物之形象也”；二是因为“其所取材，率在历史之事实”。即雕刻以“人的形象”为表现对象，取材于“事实”。他又指出“我国尚仪式，而西人尚自然。”与中国雕塑人物形象鲜有裸露不同，“西方则自希腊以来，喜为倮象；其为骨骼之修广，筋肉之张弛，奚以解剖术为准。”尽管蔡元培没有在中国雕塑和西方雕塑之间做优劣高下的比较，但是对于崇尚“真实”、“自然”的蔡元培来讲，可能会偏向后者。何况西方雕塑以“解剖术”为基础，在科学风气日盛的20世纪初，无疑有更大的吸引力。
1918年，在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成立及开学式的讲话中，倡导“美育”的蔡元培专门指出：“甚望兹校于经费扩张时，增设书法专科，以助中国画之发展，并增设雕刻专科，以助西洋图画之发展也。”可见，在蔡元培的认识中，“雕刻”和“西洋图画”是相辅相成的。在20世纪，许多人把油画和雕塑联系起来看，油画的流行与现代雕塑的兴起有相似的社会背景。蔡元培把“美术”作为一整体来看，强调“美育”的他自然会极力推崇雕塑教育。1920年，蔡元培在“美术的起源”一文中便指出，“美术有狭义的、广义的。狭义的，是专指建筑、造象（雕刻）图画与工艺美术（包括装饰品等）等。广义的，是于上列各种美术外，又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等。”在1922年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成立纪念大会上，蔡元培再次重申设置“雕塑专科”。
作为国民党元老，教育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蔡元培传播“雕塑”力度不可谓不大，并且他对“现代雕塑“的推崇与积极创办美术学校联系在了一起，明确积极推进“雕塑教育”的发展，这无疑对后来的雕塑教育的真正实施埋下了“伏笔”。
具体到个人关系上，蔡元培对现代两位重要雕塑家有提携之恩，这两位雕塑家就是李金发和刘开渠。不能把蔡元培对雕塑人才的发掘、培养仅视为他和雕塑家的个人交往。和他提议创办国立艺术院一样，他对雕塑家的支持应视为其“美育”思想的具体贯彻。
1926年在上海，蔡元培为李金发的《意大利及其艺术概要》和《雕刻家米西盎则罗》两书题了书名，李金发则应《申报》之情，给蔡元培塑了一尊胸像，两人来往密切。1927年6月，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11月李金发来到南京，蔡元培当即决定让李金发在大学院秘书处任秘书，并兼任大学院艺术委员会委员。1928年，李金发遂担任中国第一个雕塑系的系主任。蔡元培几年前在国立北平艺专没有实现的愿望此时终于实现。
正是在这一时期，刘开渠来到南京，在大学院担任抄写员和刻蜡板的工作，曾向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提及，自己想去法国学习雕塑。1928年国立艺术院开学典礼上，刘开渠再次向蔡元培提起此事，蔡元培答应回京办理。一个月后，刘开渠接到大学院公函，以“驻外著作员”的身份被派往巴黎。后来刘开渠回国，拜望蔡元培，并给蔡元培塑头像一尊。继李金发之后，刘开渠担任杭州艺专第二届雕塑系主任，并在杭州、北平两国立艺专合并后断断续续担任重要职位。李金发、刘开渠都为民国现代雕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蔡元培对他们的提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重要作用。
二、徐悲鸿短暂上任所面对的要求以及与雕塑家的早期渊源
1928年，就在国立杭州艺专成立的这一年的年末，徐悲鸿担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国立北平艺专”在这一时间段的实际存在方式）。徐悲鸿上任时，学生会给他提出三条要求：“（一）艺专原有五系须并存，并须增设建筑、雕塑二系；（二）每月经费最低限须二万元；（三）须扩充万寿山或三海之一部为院址”。徐悲鸿答应了这些要求，但最终只有半个要求被落实，就是设立了建筑系。1929年1月底，因徐悲鸿无法落实这些要求，被迫辞职。国立北平艺专又一次和“雕塑”专业擦肩而过。
作为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留学归来的高材生，徐悲鸿自然知道“雕塑”在西方美术史上的地位，他无力增设“雕塑系”，并非其不知道“雕塑”学科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客观条件没有提供给他这样的机遇。
同蔡元培一样，徐悲鸿对以后两位重要的中国雕塑家、国立北平艺专（以及后来的“中央美术学院”）两名重要雕塑家的成长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就是王临乙和滑田友。这也可以佐证徐悲鸿对雕塑艺术非常熟悉，而且借助提携后进推动雕塑事业的发展。
1924年，王临乙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受教于李毅士，学习素描和油画。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上海美专停课，王临乙到李毅士家中学画。1926年初，王临乙结识徐悲鸿。1927年夏天，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黄孟圭送给徐悲鸿两个赴法留学名额，徐悲鸿推荐了王临乙、吕斯百。王临乙于是得以到巴黎学习雕塑，后来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中国雕塑家之一。
1929年，滑田友投考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因英文考零分，未被录取。1930年春，他以三岁儿子为模特，创作了一尊木雕头像《小儿肖像》。在这件作品中，滑田友小儿子的稚嫩神情被表现得呼之欲出，在未接受正规雕塑训练的早期，滑田友就显示了在雕塑方面的天赋。滑田友把作品拍了两张照片，寄给徐悲鸿，得到徐悲鸿的肯定。后经徐悲鸿介绍，1931年暑假滑田友到上海为江小鹣做助手。据说，滑田友曾做《蒋介石骑马像》中的“马”，并协助做《孙中山像》。在这段时间里，滑田友有《陈散原像》问世。在给江小鹣担任助手期间，滑田友还完成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修复江苏甪直保圣寺罗汉塑像。1932年冬，保圣寺古物馆竣工落成，雕塑修复工作得到充分肯定。
滑田友于1933年1月跟随徐悲鸿前往法国，辅助徐悲鸿展览事宜。展览结束后，滑田友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布沙尔工作室半工半读，成为预备生。
三、“雕”、“塑”分与合——严智开、赵太侔“雕塑科”的专业设置以及雕塑家的社会身份
1934年l月，教育部成立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筹备处，以严智开为主任，重新筹建。6月1日任命严智开为校长，设绘画（分国画组、西画组）、雕塑（分雕刻组、塑造组）、图工（分图案组、图工组）和艺术师范四科。雕塑科主任教授为王静远。1934年共招收本科生84人，其中雕塑科14人。1935年共招收本科生82人，其中雕塑科15人。这是国立北平艺专第一次设立雕塑科。
严智开答记者问时提出：“以现今社会潮流观察，艺术教育并非完全专为造就艺术人才而设，在全国上下注重生产教育之际，艺术教育实含有生产之意义，故彼对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之筹备，注意：（一）提倡养成艺术教员教育；（二）造就一般人才改良社会工艺品；（三）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学生，须使得以其所学而谋生计。”
可见严智开非常重视艺术教育的“实用性”，具体到雕塑教育方面，就会出现重视“工艺雕塑”的问题，这一问题后来也成为严智开下台的根源。
1936年教育部派视察专员考察学校，认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科组设置不合理，认为雕塑科分“雕刻组”、“塑造组”，“图工科”分“图案组”及“美术工艺组”的分组实甚牵强，“使雕可离塑，工可离图，其割裂尤不合理”、“则雕刻组之主要课程，仅除雕凿竹木小品”，“实则同为工艺技巧之讲习，而非艺术设计之训练也”。
1936年教育部聘赵太侔任校长。取消艺术师范科，合并了“雕刻组”、“塑造组”，为“雕塑科”，聘请王静远、王石之、王临乙为雕塑科教授。在当年招收的本科生77人中，雕塑科有8人。“雕刻组”、“塑造组”重组为了“雕塑科”。
其实“雕”和“塑”分合有其社会分工上的原因以及“雕塑”概念意义上的渊源。
自古以来，在中国，“雕匠”、“塑匠”是两个职业。合称为“相匠”，地位极为低下。所以“雕”和“塑”的分开是有其具体现实依据的，另外，这里隐含着一个重要的身份问题：“工艺雕塑”和“艺术雕塑”的区别，前者对应的是“雕匠”、“塑匠”……；后者对应的是“雕塑家”。与“画家”由古代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不同，在晚清、民国时期，“雕”、“塑”工匠并没有自然转型为“雕塑家”，他们的社会地位依然低下。作为“艺术家”的“雕塑家”是一种新兴职业，“雕塑家”的出现主要是借助两方面实现的：一方面，伴随西方美术传入中国，在许多重要文献资料中，“雕塑”被列为“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次归类划分，“雕塑”在“美术”中的地位确立，“雕塑家”的地位自然被提升；另一方面，雕塑家的创作扩大了“雕塑家”的社会影响力，增加了社会公众对“雕塑家”的认同。“雕”、“塑”工匠和“雕塑家”之间出现了区分，“雕塑家”群体逐渐形成。
从概念渊源上来讲，今天使用的“雕塑”一词是日本著名美术史学家大村西崖创造的。大村西崖是东京美术学校“彫刻科”（1889年成立）第一届毕业生（1893年7月毕业），在校期间就感觉“彫刻”一词不准确，便创造了“彫塑”一词。他认为：“立体造型艺术”有“消灭性的彫刻”和“捏成性的塑造”两种技法，所以应该用兼容“彫”、“塑”的“彫塑”。有学者指出，严智开正是借鉴了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的教学体制，所以他将两个“雕”、“塑”专业分开，也顺理成章了。
四、国立艺专时期雕塑系教员构成
雕塑系教员情况以及总体氛围
1938年，杭州、北平两国立艺专合并，定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租用民宅、筑造木房，恢复上课。后教育部任命滕固为校长，雕塑系主任由王临乙担任。1938年，学校西迁至云南昆明。1939年，迁至呈贡县安江村。在迁移期间，艺专尽力坚持日常教学（现有当年雕塑系在安江村的教学照片为证），并举行小型的教学展览。1940年，艺专迁至四川璧山，吕凤子接任校长，刘开渠担任雕塑系主任。1942年，吕凤子因病辞职，陈之佛接任校长，学校迁至重庆沙坪坝磐溪，王临乙重新担任雕塑系主任，1946年由刚回国的周轻鼎担任系主任。国立艺专分离后，王临乙担任国立北平艺专雕塑系主任，周轻鼎担任国立杭州艺专雕塑系主任。
可以简略用下表予以表示：
王临乙（1938年，校长滕固）——刘开渠（1940年，校长吕凤子）——王临乙（1942年，校长陈之佛）——周轻鼎（1946年，潘天寿）
这一时期教员除刘开渠、王临乙、周轻鼎外，曾在艺专雕塑系任教的老师还有王子云、曾竹韶、萧传玖、程曼叔、陈芝秀（1939年曾在国立艺专短暂任教。）等一批留学归来的雕塑家，也有国立艺专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留校任教，他们是姚继勋、王丙召、朱培钧、赵蕴修。其中留学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教师占据绝大多数。
1946年8月1日，重设国立北平艺专，徐悲鸿任校长，设绘画（分国画、西画组）、雕塑、图案（分图案、漆艺组）、音乐（分声乐、管弦乐器、键盘乐器、理论作曲组）、陶瓷5科，王临乙担任雕塑科主任。雕塑教授有王静远、王丙召等。1948年，滑田友回国，在国立北平艺专雕塑科任教。
可以看出，国立北平艺专对民国现代雕塑的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由“民国雕塑教育”问题拓展开来，“民国现代雕塑”是一个值得重新审视和研究的领域，而决非“荒原”之地。如果忽略民国现代雕塑教育的历程、民国雕塑家的求学历程，民国现代雕塑发生、发展的清晰脉络以及公共视野中的民国现代雕塑的出现，就难以解释“20世纪中国现代雕塑”的整体历程。1949年后，新中国的雕塑创作、雕塑教育仍和民国现代雕塑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与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雕塑创作相比，民国雕塑创作似乎更具有开启性、复杂性和鲜活性。 （本文有删减）
刘礼宾（中央美术学院研究员，中国雕塑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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