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艺术不仅在疫情时期，而且在后疫情时代，都在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艺术会帮助中国人去塑造一种我所称之为的“情理文明”，这是一种中国人独具的但却可以全球化的文明模式。西方启蒙时代以来那种理性主义与个体主义如今都出了问题，需要中国人“情理合一”的智慧来加以应对，而艺术在塑造中国人情感方面会起到核心性的功用，这是可以肯定的。在这次疫情期间，也曾有过“风月同天”与“武汉加油”之争论，看似审美与艺术的力量在历史非常时期总是处于弱势，但事实上，艺术所能起到的慰藉与激励作用，会帮助中国人“合情合理”地度过疫情，并在疫情之后继续追求他们的“美好生活”。
艺术与审美为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提供了动力源，它们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塑造功用乃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一个社会主要依赖经济、科技与理性力量来发展，那就会必定走向偏僻，启蒙理性主义的缺陷在中国已经显现，但是启蒙不能抛弃，我们只能拓展启蒙。“通情达理”的中国人，有着另一种解决启蒙困境的方式，就是用情感来平衡理性发展的偏失，艺术在其中必有助力。这是因为，艺术可以帮助中国人去更加美好的生活，“好的生活”需要“美的生活”加以升华，这就是我所提出的“生活美学”的现实意义。
未来中国艺术一定会按照更为多元化的道路去行走，这也是过去发展趋势向未来的延伸，此乃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形成的主流、学院与前卫艺术三分天下的历史格局的基础之上，未来的中国艺术会变得更加多元发展，而这种多元不是零散和碎片化，而是在中国文化的基本大格局当中的“多元共生”，但这需要各个艺术共同体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必须要指出，其中重要的发展趋势必定是“艺术生活化”与“生活艺术化”，艺术走向生活与生活融入艺术，那将是“生活美学”大发展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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