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故宫文物转移之争：鲁迅曾作诗讽刺南迁

　　1932年，面对日本人随时可能攻战北平的危险，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等有识之士，电告南京中央政府，提出了尽快把文物南迁以避刀兵之灾的意见。国民政府紧急召开了会议。对故宫的文物何去何从展开大讨论。　　尽管主张派意见非常理智而且有充足的理由，反对派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最近出版的《故宫国宝受难记》还原了这场争论。

　　当时对故宫文物南迁并非万人一心，而且意见分歧很大，主要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大转移，另一派则反对。

　　主张派认为，国土散失可以有日收复，如果文物被毁于战争，那将是千古罪事，不可再生，这些都是中国古文明的结晶，如果这般行事，将无颜面对后代的子子孙孙。不久前的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就是个惨痛的前车之鉴。古文物如果遭到焚毁或者被劫掠，都是不可挽回的巨大悲剧。

　　社会上反对派的声音

　　反对派的意见是，北平正人心惶惶，运走这么一大批文物无疑是向老百姓宣告，国民政府即将弃北平以至整个华北，对稳定民心、共同御敌很不利。国土都不保了难道还要急于去力保这些文物吗？人民、领土、文物哪个重要哪个次要？

　　北平各阶层及至普通市民，大多反对“南迁”，他们怕失去政府，从而失去家园，于是这些人召开集会，上街游行。这股子“誓死”之心是好事，但国家危难又岂是喊几句口号就能挽救得了的，日本人的枪口可不惧口舌。

　　著名学者鲁迅先生为反对文物南迁还写了一首诗来讽刺：

　　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北平街上游行队伍打出横幅“坚决反对政府放弃北平古都！”“文物南迁就是逃跑”。街道上报童声音四处回荡：“古物仓皇辞故国，胡博士反对南迁。”

　　胡博士是谁？

　　他就是著名学者胡适。也对南迁何处是净土感到茫然，忧虑古物一散难复聚，而寄希望于通过国际监督和干预来保障古物安全。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不赞成迁移之举理由有三：第一，因在国际人士监视之下，未必有人敢于破坏文化古物；第二，因故宫古物数量极巨，迁移并非易事，万一发生意外则责任谁负；第三，因余深知，在南京上海均无适当地方存储，非万不得已时，绝不应轻易迁移……

　　胡适的言论比鲁迅先生要温和诚恳些，有理说理，有事说事，不那么激进。这可能与他的性情以及他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身份有关。

　　故宫博物院的马衡是极力赞成南迁的骨干之一，但是马衡之子马彦祥和父亲的观点也截然不同，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要抵抗吗？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言辞相当激烈。

　　那段时间里北平人公开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有的干脆恫吓和威胁，说一旦文物起运，就要在车站、铁路上安装炸弹，让人员、车辆和文物统统完蛋！这一武力威胁的说法像流行感冒一样传遍北平的街巷，人们感觉到这种言论之下的惶然和无奈。在这种大局之下，支持文物南迁的工作人员中，难免会接到恐吓、威胁电话。

　　拍卖故宫文物的声音

　　除反对文物南迁之外，拍卖故宫文物的声音又起！

　　北平政务委员会于1932年8月21日召集专家，讨论保存故宫古物的办法。

　　会议通过了关于故宫的三项决议，其中第一项竟然是：“各委员签字，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500架。”参会故宫人员立刻电话告诉易培基，筹商对策。易培基于是向北平的张学良发出电报，请他设法阻劝。10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开会，讨论保护故宫办法，由于许多民间团体、舆论也呼吁反对变卖故宫文物，这场文物拍卖风波也就无声无息了。

　　故宫里反对的声音

　　反对南迁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那故宫内部的意见又如何呢？当时，故宫内部工作人员的意见也不是统一的，支持和反对的不相上下，他们的目的都是出于对文物更好的保护。比如，秘书吴瀛曾一度同院长易培基发生争执，他劝易院长应该观望一下，古物一出神武门的范围，将会面临各种无法预料的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相应的责任，或许让人不堪重负。再者，民众对此闲话众多。这种难预计后果之事最好不为。

　　易院长听后很生气地说他，你这话全是为私！大敌当前，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不应考虑这些问题，推卸责任！易院长的话说得相当严厉！吴瀛从来还没有碰过这样的钉子，而且是当着众同事之面。既然院长义正词严，吴瀛还说什么呢？他只觉得面上火辣辣地在发烧，不说话了。

　　反对派中还有一个闹得最厉害的人物，在此特地一书，此人是周肇祥！

　　周肇祥曾于1926年9月30日至1928年2月任古物陈列所所长。他认为大敌当前，古物运出北京，会动摇人心，引起社会不安；呼吁政府应以保卫国土为重，以安定民心为重，停止古物南迁，不应对敌处处采取妥协退让态度。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绝不能轻易他迁，以免散失。

　　随后周肇祥在中南海成立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自任主席，呼吁民众反对故宫文物南迁，并公开表示会以适当的武力来阻止南迁。这就让人不得不多有顾忌了，于是，故宫院长易培基给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密电请示。

　　密电称：周肇祥联合工联会，煽动工人，阻止汽车、排车等为院运物出门，并到处集众演讲，发布传单，发动群众。恳请宋院长以严令拿办，并责成政府负责办理或可消除障碍。

　　接到密电后，宋子文电告北平市长周大文，周大文派法警将周肇祥进行善意的秘密逮捕，直到文物专列平安出京10天后才将周肇祥释放。

　　国民政府决定国宝转移

　　在各种声音下，故宫博物院抵住巨大的压力，达成基本上的一个主张，那就是“故宫先有一个分院到另一区域，一则先多一个机关，二则将来万一北平沦陷，博物院仍在，院务不致落空”。于是，秘书长李宗侗先行去南京安排筹备古物南迁，那时宋子文是代理行政院院长，他时常去接洽请示，迁移地点决定为上海。

　　最后的决定权不在故宫，而在国民政府手上。